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多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01 深入敌后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消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贝尔登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

　　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

　　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像，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

　　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

　　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

　　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

　　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

　　当贝尔登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

　　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

　　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土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

　　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贝尔登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

　　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

　　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这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

　　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

　　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呆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贝尔登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

　　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

　　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

　　在贝尔登看来，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他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

　　贝尔登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将他们看做是除暴安良的大救星。

　　02 “天下是我们的”

　　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一小支民兵到敌后四十里的卫漳向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投信去。路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

　　夜深人静，街上空无一人。民兵们靠住一家人的院墙休息时，听到里边传来哭声。他们爬过墙，跳到院子里，发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

　　老大娘一见带枪的人吓楞了。“不要怕，”一个民兵说，并问她为啥哭。“这里有个叫魏庆廉的地主，”她解释说，“在清算运动中，我分了一点儿地，他回来后说我共他的产，要我还他五斗小米。我没有那么多的小米，还不起他。 ”

　　“我存了一斗小米，要和闺女过年，魏庆廉来了全给抢走了。这个年可昨过啊？啥都没的吃了。 ”

　　民兵们很气愤，但不知道老大娘讲的是否确实。为了弄清事实，他们走访了四五户人家，大家都说，魏庆廉是个坏家伙，那个老大娘确实没吃的了。

　　因为这些民兵本不是在这个村子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继续向卫漳进发，在那里完成了投信任务。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在这个村子停了下来，继续调查关于那位老大娘的事，对老大娘说的每件事都做了核实。

　　民兵们问明地主的住处，借了一副绳梯，爬墙跳进魏家的院子。屋里的人都闩门熟睡着。

　　“魏庆廉在家吗？”他们高声叫门。一个女的回答说；“他不在家。”他们要她开门，但是，没人来开门。民兵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大声说：“拿一颗手榴弹来。 ”

　　其实他们身边没带手榴弹，只是想吓唬地主，让他出来开门。但里头还是没人出来。“用炸药炸他狗日的。”一个民兵喊道。

　　民兵们当然没有这种稀罕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地主婆开了门。民兵们冲进屋里，发现姓魏的地主躺在坑上。

　　“啊，你们来啦，”地主说。他已经意识到碰到八路的民兵了。“要是知道是你们，我早就开门了。”民兵们二话不说，开枪把他打死了。

　　民兵们走到大街上大声喊道：“我们对魏庆廉做了调查，发现他抢走了一个老大娘的东西。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他反攻倒算。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如果哪个地主还想抢劫乡亲们的东西，请他看看魏庆廉的下场！ ”

　　并不是所有的袭击都伤人命。有些袭击还是颇有风趣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到了敌后，勒令一个地主把从穷人手中夺来的东西送回去。

　　地主答应了，但是不见行动。民兵们又去找他，这次地主说：“我马上就送回去。可是，我得把东西从地窖里挖出来呀。”又没有什么行动。

　　民兵们第三次到地主家时，地主婆在门口回答民兵说，她男人不在家。民兵们走进屋里发现炕上有两个人睡过。

　　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屋里四处寻找，看见地主一丝不挂地趴在屋梁上。当手电筒照到他身上时，他吓得直哆嗦，从屋梁上掉下地。天很冷，民兵们不让他穿衣服。

　　“喂，”他们问，“你打算把东西还给穷人吗？”“哎呀，我正打算明天还。”地主说。“好吧！”民兵说，“等你把东西还了，我们就把衣服还给你。”说着，民兵们便带着地主所有的衣服和被子走了。

　　民兵们也管婚事。在饥荒年月里，一些佃户不单失去了土地，连妻子也被地主和土匪抢走了。

　　在第六区里，我听说，一个佃农在清算运动中斗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当国民党和这个地主回来时，这个佃农逃跑了。

　　地主把他的妻子抓来，并对邻居们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占他的老婆。”一天夜里，这位佃农和一些民兵回到村里，翻墙进去打死了那个地主，夺回了妻子。

　　虽然有很多次袭击是为了报私仇，但是，在敌后进行的多数袭击具有更普通的意义，其效果比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

　　因为民兵们一步步地把还乡团从蒋介石占领区的村子里赶走，于是有更多的老百姓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缩小了蒋军和官府的活动地盘。

　　用一位民兵的话说，这些活动向人民说明“天下是我们的”。蒋管区的广大农民不堪压迫，他们盼着八路军来。所以民兵们夜里到来时，总是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

　　有好几次，在贝尔登一行乘天亮前从蒋管区的村子离开时，他都听到老乡们对民兵说：“你们快些回来。要不，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03 还乡团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为了更好理解还乡团的来龙去脉及所作所为，推荐各位读者朋友延伸阅读以下内容，原文链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还乡团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转自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

　　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

　　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仝堂自己就说了：“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

　　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

　　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

　　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历史的垃圾与渣滓

　　所谓“还乡团”，就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说得再通俗点，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地主和佃户能够分配的，只有他们牙缝里漏下的残羹冷炙。

　　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李静之：《耄耋之年话平生》，河南省政协：《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P97）

　　传统产业中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汤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

　　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趋明显，“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

　　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我胡汉三回来了

　　“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反派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对比悬殊，国民党军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资”就不说了，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国共之间军队员额的差距也高达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解放军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

　　这是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这些地区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当地土匪外，还集结起了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

　　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

　　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

　　“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光是听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还乡团”们身上浓重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为虎作伥的“虎”

　　别以为犯下这些罪行的只有“还乡团”们，国民党军队虐杀我军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

　　“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独“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

　　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

　　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时候民心丧尽，地方上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了张灵甫的讥笑：“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温靖邦：《大崩溃》）

　　长官都是这种态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

　　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的9名妇女全部枪杀。

　　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 “虎”的话，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确实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的“秩序”。

　　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

　　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P211）

　　你死我活的战斗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导致了越南南部群众对美伪政权的刻骨仇恨。

　　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而当年在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积极支持国民党方面的类似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

　　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P360）

　　苏中的老百姓说：“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

　　还乡团所过之处，就连原先对我党我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一般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党。

　　他们固然不喜欢我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善财难舍，但还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给我党的干部写信，说还乡团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你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类似的民歌：　“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因为某些地方的执行有问题，一开始部分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还乡团”们来了之后，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给大家上了一课，于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了。

　　无数的农民团结起来集结在我党的领导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我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