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幷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方面数据源各自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账、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像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1]。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名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3]。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4]。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根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工作队。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5]。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缺点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6]。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XX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7]。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8]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坚持根据不足的证据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9]”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10]。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本来被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11]。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中搞群众运动的主导策略。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12]。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当地干部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鶏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始不加区别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搞秘密的查账，找到一两个突破口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13]。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

　　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1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15]。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本来是所谓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造成很大冲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亡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16]”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17]”四清运动在这方面确实创立了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个记录：当地几十万人的人口，接纳了一万多人的官方运动推动者。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18]。

　　注释：

　　[1]《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2]同上。

　　[3]同上。

　　[4]《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5]《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6]《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7]《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8]《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9]《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10]《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11]同上。

　　[12]《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

　　方红》，1967年5月7日。

　　[13]《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

　　1967年4月27日。

　　[14]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8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5。

　　[17]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18]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