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上面全文，读者同志们应当已然了解为什么山河大学，以及轰轰烈烈的“京校外迁”、“央企外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会推进得如此缓慢、遭遇的阻力会如此巨大。
几乎没有那一年不去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视察（政治意味不言自明，就是敦促推进瓦解首都北京的大城市病和既得利益集团格局），然而改革的阻力似乎深不可测。
这么多年，无论教育部如何穷尽力气的劝说，北京市从来无视1:1的中考分流比例，本地超过70%的初中生可以去本地高中——如是基础上，北京市还能落实14%的211大学录取率……
如果出生在其他省市（比如山河四省）必然要被分流职校的孩子，一旦投胎到北京家庭，则大概率能够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后又能继续“先人一步”以“京源应届生”的身份捷足先登入职那些香饽饽的体制内岗位……
四十年演进至此，这便是京校外迁、京企外迁阻力重重的深层次缘由…所有人都在这一缸温暖的池子里徜徉已久，谁也不愿意挪窝，谁也不愿意“被改革”。
2023年3月30日，河北省曾兴高采烈地宣布“北京四所高校搬去雄安”，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省委书记都亲自出马前往雄安参与接待座谈……
然而仅仅三天后就发生“反转”，这四所高校齐刷刷宣布：雄安校区的建设是“一校两区”的格局，不是所谓“搬迁”，不会成为“冀X大学”。
事实上早在2017年春天雄安新区将吸纳北京顶级学府外迁的消息传出后，因校名中既无“中国”也无“北京”的清华大学就成了舆论猜测的第一所“样板搬迁高校”，结果清华大学雷厉风行立刻做出辟谣：不搬！坚决不搬！………
京校外迁名存实亡，山河大学更是虚无缥缈。
向历史看去，所谓“京校外迁”、“山河大学”本非天方夜谭，毛主席治下于三线建设、教育改革时期就曾经推动过大面积、高质量、多维度的首都高校下沉运动——1969年，受国内外形势影响（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强敌环伺），根据毛主席指示、林老总部署，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等十三所重点高校迁出北京，外迁至河北、陕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史称“京校外迁”。
这段历史后来被知识分子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竭力辱没，连带着的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赤脚医生运动等毛主席做出的一系列试图抹平城乡差距端倪的苦心孤举，通通被精英集团鞭戕讨伐。
但是诸地方却实实在在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量下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比如中国矿大、中国地大落户的徐州和武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的合肥更是成为史诗级典范。
这种变相的“山河大学”是早已远去的史实，映衬着的则是今天已然“尾大不掉”的“春天惯性”……
毛主席曾认为，教育是为了制造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人士的主张，乃是错误的。
在他老人家看来，教育的任务在于缩短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中间的距离，而不是扩大这个距离。教育应当导致整个一代的人适宜于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分子都发展成为兼学各样东西的人，具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用科学和文化武装自己。
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曾刊文章揭露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育现状，在那四年之前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
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红旗》杂志的批文，文末摘取做尾：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