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治邺》作为一篇经典课文，在小学和高中是以不同的语体出现的。一般来说，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多是从革除迷信陋习的角度分析的。在小语教学中，这样的解读是合乎学生的认知的。而到了高中，作为人教版选修教材的一篇推荐作品，再从破除封建迷信这一角度去解读，实在过于单调与肤浅。事实上，历代统治者都不反对个人信仰，但是一旦这种信仰对社会群体产生危害时，就会遭到批判与禁止。西门豹反对的也不是对河神的信仰（在处理这起事件过程中他一直“真诚”地相信人神可以互通，并为人神不能相通寻找理由），他反对的是因信仰河神而举行的“为河伯娶妇”的巫术仪式，这种巫术仪式已演变为一种贪腐行为，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生产与人口增长，这显然是对统治者不利的。笔者试从腐败学的角度，探讨这篇课文反映出的腐败产生的原因与后果，以及反腐败的方法与策略等，以期解读课文的现实意义。
一、邺城的贪腐机制
邺城“为河伯娶妇”，是基于一种群体性的习俗，在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荒唐。问题是，这项带有巫术性质的仪式活动变成了部分人敛财的工具，还残害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带来了人口的净流出。可以说，在“为河伯娶妇”这一名目下，整个邺城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贪腐机制。这个贪腐机制有以下特点：
1.巧立名目，加重赋税。俗话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很明显，为了提高赋税，地方政府肯定要巧立名目。以邺城为例，“为河伯娶妇”就是一个“三税”名目，不需要交到上级政府的。根据这一名目，“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邺虽然是魏国一个重要的县，据《汉书·地理志》，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魏郡共有人口九十万九千六百五十五人，而魏郡有十八个县，邺是魏郡的一个县，也是郡治所在地，但考虑到西门豹到来之前，连年水患，加上因河伯娶妇而导致的人口流失，人口也不会太多。这样，因为“河伯娶妇”一事，官府每人征收数十钱，连年征收，是正税之外的负担。这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2.巧取豪夺，谋取私利。征收的钱财，数额庞大，又不用上缴，也无人监督。“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持钱归”，仪式只用了大约十分之一的钱，其余都落入私人腰包。当然，在方式上可能还是比较“公平”的，也就是说，钱首先转到祝巫手上，再由祝巫留下活动经费，其余分给相关官员，主要是三老、廷掾与祝巫，也就是掌管教化的官员、掌管执法的官员与掌管祭祀的“神职官员”。他们三人是利益的获得者，合谋制造了一项名为除患、实为谋私的活动。
3.专权垄断，小民遭殃。那么，这项活动如何能够实施呢？谁家愿意将女儿送给河伯呢？这不明摆着是一条不归路吗？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那怎么挑选这个牺牲的人呢？从课文看，“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就是说，巫独行其权，专权独权。当然，这背后有三老、廷掾撑腰。凭借这挑选河伯妇的权力，巫对全城百姓形成了一种威摄力。屈于这种威摄力，全城百姓就想法设法避免自家被挑选的命运。博弈的结果，是最底层的群众作了牺牲。因为大户人家，有金钱和人脉的优势，他们通过暗中勾结，买通关系，逃脱被挑选的命运。而小户人家，既无金钱，也无人脉，如若反抗，又是和政府作对，铤而走险，全家难逃活命。因此只能接受安排，被迫出人。
专权是贪腐行为的关键，如若巫没有挑选河伯妇的权力，而是在一种公平的挑选机制下进行挑选，这项活动就不一定推行下去，因为假如成为河伯妇的可能性会降临到他们（三老、廷掾和祝巫）自身身上，即使可能有巨大的利益，他们也会掂量是否推行这项活动。这里，可以参考一个《分粥》的故事：同一桶粥，如果让一人主持分粥，必然产生腐败；如果轮流分粥、抓阉分粥、推选有德者、成立分粥委员会和监察委会员，都可能产生不公平，或滋生腐败，或者浪费时间和资源。而如果分粥者自己最后拿，最后一碗才是自己的，这就既平等，也有效率了。而巫祝挑选河伯妇的方式连轮流、抓阉等都不是，完全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会掂量各户的实力和背景，依据各户与自己的关系等），同时，依靠强大的政府作后盾。这是“为河伯娶妇”活动能够实施的根本。
4.虚张声势，做足形象。虽然凭借政治专权，“为河伯娶妇”可以强力推行。但这项活动要连年开展，形成一种惯例，就必须认真做，一丝不苟，像模像样，煞有介事。从课文的描写看，这件事祝巫们做出了奢华铺张的派头，“洗沐之，为治新缯绮也，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行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这样做，对小户人家，也是一个交待，使他们获得一种足够的“荣耀”与精神的补偿；其次，也是对全城百姓是一个交待，这样的浓重热烈，郑重其事，给全城百姓一次难得的集体观赏。总之，贪腐活动的外在形象还是“完美”的。
5.破坏生产，贫富分化。我们可以推测，通于举办“为河伯娶妇”这项活动，邺城的财富资源实现了转移：三老、廷掾和祝巫逐渐敛积了大量的财富；参与“为河伯娶妇”的工作人员分得了一杯羹；大户人家的财富资源不断消耗，逐渐难以支撑；小户人家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选择逃亡，以躲避灾祸，“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由此，贪腐活动对生产力（主要是其中的人口要素）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最终也必然会动摇贪腐活动的根基。长此以往，邺城陷入了贫穷落后，“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这是贪腐活动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思想垄断，愚民专制。虽然“为河伯娶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却连年举办，老百姓也对这种做法毫不怀疑，“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可见，既得利益者操纵和主导了当地的思想舆论，他们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归结为水患，同时将“为河伯娶妇”视作解除水患的一种努力，并获得了民众的思想认同。这显然是基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对河神的信仰的。作为官府来说，利用民众对大自然威力的屈服，实现对民众的思想操控，是一种统治手段；虽然并不高明，但这是比贫穷更为可怕的，它的后果有两种，一是强化民众集体的原始崇拜，愚昧退化，如没有外来文化的启蒙，无法突破自身的思想圈套；二是个人式的逃避，从而造成人口的流失和生产的凋亡。
以上对邺城的贪腐机制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其中专权是腐败的根由，而重赋则是腐败行为产生的经济基础，愚民是腐败行为得以扩张的思想基础，共同实现了权力对财富的巧取豪夺，实现了权力的资本化。
二、西门豹式反腐
《西门豹治邺》是褚少孙增补入《史记·滑稽列传》的，作者把西门豹处理“为河伯娶妇”当作一次“滑稽事件”。按“滑稽”者，后世作“诙谐幽默”解，其本应是此传之首司马迁所言“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也即言语谈话微妙而切中事理，可以排解纷扰。这样看，“滑稽”应近于“讽谏”。以此判断，把西门豹处理“为河伯娶妇”当作一次“滑稽事件”，只能说是貌合神离，更与后来西门豹治水患一事不合，所以后人有评论：“褚先生续滑稽传，东方朔诙谐类俳优而不能有所建言，入滑稽传宜矣。而西门豹一代名臣，不得入循吏传，冤哉。安得起与共论之。”（转引自百度百科）
确实，西门豹处理“为河伯娶妇”不是正规的法律处罚，也不是着意的移风易俗，更称不上科学的思想教育，它更像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的请君入瓮。不过，这虽不是一场严格的反腐败活动，但从反腐败的角度审视这起事件，也能看到一些反腐的方法与策略。
1.调查。西门豹担任邺令，首先会的是长老，询问的是民生疾苦，从而获得了“为河伯娶妇”这一重要线索。很明显，西门豹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给群众上诉的机会，他们必然能将腐败行为公之于众。这是反腐败生生不息的动力。
2.等待。“为河伯娶妇”既是经济犯罪，更是刑事犯罪，但打的是解除水患的幌子，而此事的帐目往来也可能做平，或者并不会留下过多漏洞。这样，明眼人虽然知道这是一件欺骗人民、聚敛财富的事，却在法律上缺乏判决的依据，而如果要调查经济问题，也需要耗费大量时日和人力物力。西门豹没有急于揭穿，他要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就是下次为河伯娶妇时。他心里可能已有了安排和打算，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反而表现出对此事的无比热情：“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作为一县长官，亲自参与“为河伯娶妇”一事，某种程度上是向巫祝们传递了一个支持、肯定的信息。这无疑有利于稳定腐败团伙。
3.智慧。铲除整个装神作鬼的团伙，西门豹运用的手段恰恰是对鬼神的信仰。所谓智慧就是化繁为简，不需要侦查讯问，只按着这帮人的逻辑行事：既然人鬼相通，那就烦就巫祝和弟子们以及三老等人前去通报河伯。在这一过程中，西门豹表现得煞有介事：“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乃至最后，西门豹还为被丢进河中的人迟迟不上岸回复推测原由：“状河伯留客之久。”貌似极度信仰，其实是以子之道还施自身，揭穿了巫术残害民众生命的本质。反过来，如果采取与巫祝们据理力争的方式，巫祝们很可能利用民众的思想愚昧给官府施加压力，增加事件处理的难度。
4.权力。反腐败的权力来自哪里？从课文看，西门豹一是拒绝了祝巫挑选的河伯妇，以丑为借口解救了她；二是接二连三的将大巫妪、三名大巫妪的弟子、三老投入河中，等于宣判了五人死刑；最后还准备让廷掾与地方豪绅中的一人下河催促。由此可知，西门豹作为邺令，在邺地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是他反腐败的权力基础。也可以说，西门豹通过杀人，树立了新的权威，代替了河伯及其在人间的代表巫祝的权威，明确地启示邺城吏民，官府（最高长官）才是真正的主宰。
5.教训。关于巫术聚敛社会财富、残害人民生命的本质，西门豹只字未提，因为“为河伯娶妇”是一次民众思想认可与生命参与的事件，而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但在西门豹的处理过程中，民众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西门豹不是一次将主要贪腐分子扔进河里，而是一次一个，中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这一过程中，贪腐分子在水中的挣扎，水面暂时平静下来全场陷入沉寂时各人的内心活动，文章并未描写，但可以想见，特别是主要贪腐分子的巫祝、三老、廷掾的恐慌，参与贪腐活动的吏卒、豪长的担忧，是必然的。不过，按照常理，民众和旁观者应当拍手称快才是。而课文如实地描写：“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邺吏民大惊恐”。那么，施害者受到惩罚，受害者为何感到惊恐？只能有一个解释，民众已经被巫祝裹挟，在思想意识上和巫祝站在一起，西门豹惩罚巫祝，也给他们带来精神的恐慌。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是“为河伯娶妇”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却明白了自己是“为河伯娶妇”这一事件的参与者 、合谋者，也应受到惩罚。这样，西门豹就给全体民众都上了一节课，带给他们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教训是深刻的。
但是，西门豹的反腐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腐败分子没有全部得到惩罚。其中廷掾与豪长，西门豹只是做了个样子，准备把他们扔进河里，他们“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不置可否，“且留待之须臾”。判了个死缓。等了一会，又让他们起身回家了，给以无罪释放。当然，在心理上，这些人可能已经被判了无期，西门豹随时可以追究他们的问题，而西门豹之所以引而不发，只是因为廷掾是他的下属，豪绅是地方政策的执行者，他需要他们替他开展工作，赦免他们有助于他们对自己的忠心耿耿。这当然是从权术的角度考虑的。二是经济问题没有追究。这可能是一笔糊涂帐，但西门豹根本就没有提及。历年“为河伯娶妇”收到的赋税如何开销，多少落入私人腰包，根本就“既往不咎”。这意味着其时官府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问题，向民众征税天经地义，税收如何使用无需向民众作一说明。三是民众的反腐意识没有提高。通过这起事件，民众在思想意识上可能对巫术有所怀疑，但民众的智力并没有开发，对某种迷信行为的危害只有感性的恐惧，而没有理性的认识。四是民众的权利意识没有觉醒，反而受到扼制。西门豹在杀人立威这一过程中，既没有给腐败分子任何自诉的权利和机会，也没有给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权力，民众反而成为被恐吓的对象。总之，这起反腐事件是西门豹凭借个人智慧、品德与长官特权实施的，西门豹并没有由此建立长效的反腐机制，从源头上堵住腐败行为的发生。这也是西门豹后来被腐败势力中伤的根由。
三、魏文侯左右的“反反腐败”
按说，西门豹治邺，废去了为河伯娶亲的陋习，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深受民众称赞，“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史记》还称赞道：“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这里面的“民”，既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当地的官绅阶层，主要指的还是官绅阶层。
邺城官绅不敢欺骗西门豹，不能代表京都的官员。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西门豹随后就陷入了“反反腐败”的危机。故事是这样的：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
西门豹清正廉洁，没有收取半点私利；与这种品行相应的，也很是慢待了魏文侯左右的近侍。西门豹反腐成名，不可能以腐败的方式为自己铺平仕途。但他没有买通朝廷官员，这些官员就中伤他，于是一年一度的任期考核就通不过，不了解情况的魏文侯要收去西门豹的官印。
这也可以说，整个官场已形成了一种贪腐的链条，西门豹反腐、拒腐导致这一链条中断，必然遭到腐败分子的反扑。腐败分子掌管了西门豹政绩评判权，借此谋求权力寻租，寻租不成他们就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毁谤西门豹。事实上，整个官场形成了“清官淘汰”的潜规则，清官无法生存，只有贪官才能生存下去。
果不其然，西门豹向魏文侯自请再次执政邺城，摇身一变成贪腐官员，向百姓征收繁重赋税，用搜括来的东西极力奉承魏文侯左右大臣。一年任期考核，魏文侯听到的全是左右大臣对西门豹的夸耀，于是亲自迎接他，向他敬礼。这种不寻常的待遇，反映了君主被蒙蔽的现实，也意味着君权的旁落。所以西门豹嘲讽魏文侯：“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
虽然有人认为西门豹“自污令名”并不可信，但这则故事也反映了在权力寻租的思想背景下，大多数清官必然要向贪官转化。个别不转化的清官反而遭到无名的污水，最终只能选择退出，甚至遭遇非命。据《韩非子·难言》记载：“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
总而言之，西门豹治邺，与其看作是一次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教育事件，不如看作一次惩治腐败行为的政治事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如何认识腐败行为，如何提高反腐效益，如何提防“反反腐败”，西门豹治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省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