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到责任制的分户种植，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增产了，是不是意味着就发展了生产力呢？
10个人中有9个人会做肯定的回答。
而实质是：似是而非。
以我们生产队为例：3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200亩左右的田。在生产队时，全年的脱粒作业，用一大一小两套脱粒机械即可完成。而在分户种植之后，这30户人家，每户虽然只有几亩地，但也必须有一套脱粒机械。因为你自己不买，总不能年年借人家的机器来用吧？而一套脱粒机械，按照800元人民币计算，需要多生产的粮食（按每斤0.13元价格算）则需要6154斤。如果这脱粒机械按10年使用寿命算，则每年需要都增加615斤粮食。也就是说，分田之后，即使多产出了粮食，但未必表示发展了生产力，因为增加了粮食产量，不等于增加了价值。如果只是使用价值增加了，而价值反而减少了，就形成了本多利少的结果，实际是浪费了生产力。再譬如，田分到户了，承包户会加大化肥使用。但是，并不是化肥使用越多，就增产越多的。当增加化肥的费用支出大于粮食增产得到了收入时，这同样会形成本多利少的局面，因而这同样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浪费生产力。
从人民公社到承包户，粮食增产了，老百姓吃饱饭了，因而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包干到户的变革是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但既然是这种改变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那为什么之后的农民都纷纷离开了农村，要抛妻离子、外出打工呢？为什么承包户条件下的农村出现了“三农”问题呢？为什么在一个有14亿人口吃饭的国家会出现耕地抛荒的现象？
在这里，大家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粮食增产当作了生产力的增长，而没有把农民的价值增长当作生产力的增长。没有农民价值生产的增长，当然也没有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增长。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尚在不断的改善的过程中，无论是化肥、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还是农业机械的使用，远不如分户种植之后的条件，但生产队时期的社员，夫妇两个力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可以抚养三、五个孩子到成家立业，一家变成二、三家、三、四家，这都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但是，在分户种植之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农民的自我生存都成了问题：农业生产物资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农民的劳动率因为局限于个体经营难以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本多利少，光靠种田，度个温饱尚可，但要满足看病、子女教育、婚姻等家庭正常需要就远远不够了。
在这里，我们如何用生产力原理来解读这一现象？
那就是农村改革之后，农民的使用价值生产力发展了，但农民的价值生产力却大幅度地下降了。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是价值生产力，而不是使用价值生产力。
一个农民养一条猪，从猪仔到出栏，不用配方饲料喂养，要用大半年时间（7、8个月）。如果它的总价值是150元，有75元的净收入。在供销社时，社员卖猪到手的收入一般在60元左右。之后，在市场化之后，农民把肉猪卖给个体的屠斩户，150元钱的猪，农民能够得到的收入只有10-15元。收猪卖肉的屠户化一天左右的时间杀猪卖肉，却赚取了大部分的收入。也就是说，随着农民个体生产和市场化改革之后，农民的生产，因为不掌握流通环节，大部分的收益被商家赚去了。
集体的农民，是一种结合状态的农民，它在流通环节有供销社，来执行农业生产的供应与销售职能，它在金融方面有信用社开展金融服务，在农技方面有农技站提供技术服务，在农业机械方面，有农机站提供农机方面的服务，人民公社是一个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它不仅包括了农副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及服务体系，同时也包括了农业价值生产及服务体系。因此，集体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农民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生产，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生产处于同步变化状态。
但是，在农民个体生产的条件下，农民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由于农产品的供应销售功能、金融服务等功能的分离，农民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出现了相互对立的状态，即农业生产的价值并不随着使用价值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反而常常是使用价值生产增长而价值生产减少。这就表现在粮食产量增长了，农民的收入却大幅度降低了。当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净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正常需要时，农民也就只得放弃农田的种植，外出打工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通常，当我们说到生产时，当然是指商品的生产。但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生产概念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粮食或农副产品），而没有理解价值的生产（赚钱不赚钱）。事实上，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生产，其环节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如粮食种植），只是形成某种产品或提供服务，它主要包括形成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而价值的生产还包括了供应和销售的流通环节。
人民公社搞企业，包产到户种庄稼。这是集体化的农民与个体化的农民最形象的说法。作为企业的农民与作为种田者的农民，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生产的矛盾直接地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