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由之看来，贸易自由主义既是一种自由市场主义信仰，也是一种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底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其贸易政策走向备受瞩目。近年来，中美在贸易自由主义政策上逐渐分道扬镳，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与多边主义，美国却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从“拥抱”到“放弃”这一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与历史根源。“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
一、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
2025年5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宣布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这是双方合作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注重周边外交的胜利。
自2002年启动自贸区1.0版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实现了飞跃式增长，增长幅度超过10倍 ，东盟更是连续5年稳坐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之位。3.0版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构建起深度合作框架，新增的供应链互联互通、技术标准对接等关键章节，旨在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链。这不仅是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击，更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范例。
中日韩自贸谈判自2013年启动，已完成16轮，但受历史争端、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影响，于2019年暂停。2024年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联合宣言》，明确以RCEP为基础加快谈判，目标是达成“自由、全面、高质量”的协定。三国经济总量占据全球24%，贸易依存度颇高(中国是日韩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在农业、技术竞争等领域，三国仍存在分歧。比如，日韩对农产品市场开放心存担忧，中国在半导体等领域竞争力的提升也加剧了产业间的博弈。尽管困难重重，三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意愿强烈，而谈判推进的最大干扰与挑战来自美国，美日韩安全同盟不可避免地会对中日韩合作进程产生影响。这次特朗普启动的关税战，日韩也难以置身事外，由此，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内部的矛盾，产生的对美离心力，有促于日韩回归东亚本位。
总的来说，虽然自由贸易在全球受阻，但仍是大势所趋。
截至2025年，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自贸协定网络覆盖全球五大洲。在自贸协定谈判中，中国重点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制度型开放，积极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规则纳入谈判，如中新协定，大力推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模式;二是多边机制参与，积极推动加入CPTPP和DEPA，2024年已完成DEPA条款的初步探讨，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不断扩大话语权。
二、贸易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与历史发展
贸易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这些理论主张通过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达成共赢局面。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同时推行低关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还通过贸易逆差吸收全球资本，形成“美元—国债”循环的资本闭环，强化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美国当初对自由贸易的推崇固然有自身的考量，本质上是其霸权地位的一种延伸。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依靠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再以国债回收资本，实现低成本融资。但这种模式长期来看是以牺牲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为代价，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最终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充分发挥完备产业链和成本优势，经济迅速崛起，2024年制造业全球占比超过30%，这直接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构成了挑战。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在个人推特上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 卢比奥表示，“本世纪初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是因为他们本以为资本主义可以改变中国，但如今看来反倒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现实地看，美国放弃贸易自由主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美国失去了在现存规则体系内的竞争力与话语权，因此，美国想另起炉灶，妄图建立“去中国化”由其主导的新的全球化框架，中美两种得不同全球化的对垒，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而美国而变得更加不可理喻。
三、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层逻辑
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面临着财政与贸易双重赤字的困境。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83万亿美元 ，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 ，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0%以上。在贸易逆差方面，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1.21万亿美元 ，其中对华逆差占比超三分之一。美国试图通过传统手段，如美元霸权来转嫁成本，但效果不佳，关税战反而使90%的加征成本由本国消费者承担。
在产业竞争力上，美国逐渐衰退。中国在机电、化工等领域的出口优势不断扩大，挤压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市场空间。例如，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从2%飙升至19%，但2018 - 2024年中美贸易逆差仍增长了12%，美国未能逆转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
从国内政治角度，美国两党将贸易保护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工具”。特朗普政府曾以“芬太尼问题”为借口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国内反全球化势力，掩盖财政失衡与产业政策失败。
四、中国以开放合作与制度创新应对挑战
面对美国的贸易围堵，中国选择以制度性开放破局，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
在区域合作深化方面，通过RCEP和东盟自贸区3.0版，中国构建起覆盖2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有力推动区域规则对接与供应链融合，有效削弱了美国“脱钩”策略的效力。
在新兴领域，中国积极引领发展，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赛道努力制定国际标准。例如，在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要求东盟开放数字市场并共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
在多边主义实践上，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降至14.7%，而对东盟出口持续上升。这表明中国正通过多元化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经贸网络，推动多边合作。
五、结语：全球化重构与中美路径分野
中美在贸易政策上的分道扬镳，本质上是两种全球化模式的激烈竞争。美国试图凭借保护主义维系其霸权地位，却陷入“财政—贸易”双重赤字的泥潭无法自拔;中国则以制度性开放推动包容性全球化，通过区域合作与规则创新重塑多边秩序。
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筑起贸易壁垒者终将走向孤立，而开拓合作之路者才能致远，实现共同发展。
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不同贸易政策的走向与选择，其中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重塑是大概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