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全球城镇化率主要国别比较以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成就与启示。通过梳理中国城镇化率最新数据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对比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分析中国城镇化在人口规模、制度背景等独特条件下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房地产与土地财政为城镇化提供基础，同时城镇化也面临缩小城乡差别、户籍制度改革等挑战，需通过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双向奔赴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率;国别比较;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振兴;智慧与韧性城市

　　一、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差异，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路径。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城镇化进程不仅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全球城镇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深入研究全球城镇化率主要国别比较，总结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经验与启示，对于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城镇化率的最新数据

　　根据2025年5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4亿人。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8万个 惠及超1.2亿人。这一数据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城镇人口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但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已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例如，印度的城镇化率仅为36%，越南为40%，而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如美国的83.2%和日本的90%以上。 这一快速城镇化进程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体现了政府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持续努力。特别是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的推进，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城镇化取得了重大进展，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市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反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过程。

　　最有感触的是莫过于我自家的城镇化进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起步，到今天的家庭城镇化率90%，多少折射出中国象我家一样的城镇化进程的飞跃与不易。几千年来，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是非常无奈的宿命依归。

　　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回顾

　　3.1 1978 - 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阶段

　　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以“先进城后建城”为明显特征。大约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使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促使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国家提高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此阶段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3.2 1985 - 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阶段

　　该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城市改革的推进也为城镇化提供了动力。在这一时期，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市和小城镇的规模与数量都有所增加。

　　3.3 1992 - 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

　　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建制市和建制镇数量大幅增加，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

　　3.4 2001年至今：快速发展与提质阶段

　　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相关意见，标志着小城镇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此后城镇化进程加速。2012年至今，中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0%提高至2023年的66.16%，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33亿 。这次公布的数据，又增长了不少。

　　四、全球城镇化率主要国别比较

　　人类社会与自然作斗争过程中懂得了“抱团取暖”“集体防御”的重要性，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氐族社会，从古代城邦制的兴起再到如今城镇化，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路。城镇化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展，更是人类通过技术(从火到AI)、经济(从农业到数字经济)和社会组织(从氏族到国家)不断突破自然限制的过程。构建的生活共同体、劳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协作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其核心始终围绕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与文化认同的构建展开，今天，我们从这一视角审视一些典型性的不同国别的城镇化进程，看看普遍性与差异性。

　　4.1 英国城镇化进程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最早开始并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其城镇化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 工业革命前的起始阶段：从16世纪末开始海外殖民掠夺，到18世纪中叶成为最大殖民帝国，殖民扩张刺激了手工业和城镇化发展，1750年城镇化水平达25%左右。

　　- 工业革命后的加速阶段：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使英国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根本变化。城镇化水平从1750年的25%左右迅速提高到1801年的33.8%，1851年达到50.2%，基本实现城镇化，1881年达到72.05%，成为高度城镇化国家。

　　- 高度城镇化后的调整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城镇化水平提高速度明显变慢，1911年上升到78.1%。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城镇化水平有所波动但维持在75%左右，二战后缓慢增长，1990年城市化水平达89.1%。

　　4.2 美国城镇化进程

　　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起步到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高度城镇化大约经历了160年，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 内战前的起步阶段：城镇化主要局限于东部英国殖民地地区，城镇化水平从1810年的7.3%提高到1860年的19.8%，年均仅增长0.25个百分点。

　　-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加速发展阶段：南北战争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掀起农村人口城镇化第一次高潮，城镇化水平30年间由1890年的35.1%提高到1920年的51.2%，初步实现城镇化。

　　- 20世纪50 - 60年代的高度城镇化阶段：掀起城镇化第二次高潮，到60年代高度实现城镇化，城镇人口达到顶点。

　　- 20世纪70年代后的缓慢发展阶段：从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维持在72%左右，70年代开始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市人口流向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

　　4.3 法国城镇化进程

　　法国于19世纪初进入工业革命，其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起步早、时间慢、时间集中的特点，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 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后的缓慢提高阶段：19世纪末，法国城镇化水平达到1806年的17.3%，其后发展缓慢，1851年仅达到25%，1901年达到41%，1931年城镇化水平才达到50.8%，历经一百三十多年基本实现城镇化。

　　- 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从1946年的53.2%迅速提高到1968年的71.3%，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60年代后年均增长达到2个百分点。

　　- 20世纪70年代后的调整完善阶段：进入高度城镇化后的调整期，更加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功能完善。

　　4.4 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

　　巴西：作为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的城镇化进程迅速但面临诸多挑战。其城镇化率虽高，但城乡差距显著，城市内部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此外，巴西的城市规划滞后，基础设施不足，导致城市环境恶化。

　　印度：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的城镇化率也在逐步提升。印度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社会融合等挑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与上述这些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具有自身鲜明特点：

　　- 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挤压式”推进：18世纪中国人口显著膨胀，20世纪50年代初工业化启动时人口已超6亿，远超当时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且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几十年内追赶推进，完成先行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 城市发展具有强大的行政干预传统：中国古代城市作为权力中心，受行政力量干预强大，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城市设立、产业选择、布局、人口规模、土地经营等都受政府较强干预，城市体系按行政层级关系组织。而欧洲城市以贸易和商业立市，发展相对独立。

　　-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城镇化产生深远负面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工业化和城镇化启动初期只为城镇人口建立全面福利体系并不断强化，而西方国家全面福利体系在城镇化基本完成后建立且覆盖全民。不要忘了，我们还有2个多亿农民工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差异：发达国家城镇化多由市场主导，而中国兼具政府强力规划与土地制度特色，户籍制度进一步拉大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样本启示——基于制度、经济与政策的多维分析

　　5.1 城镇化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能够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集聚，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城镇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城镇化也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发展等，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历史难题在于中国八、九亿农村与农业人口能否一同进入现代化门槛?“农村空心化”带来的隐忧不可忽视，“蜗居”在城市的农民工特别是农二代、农三代身份认同必须解决，很多的快递哥至今没有社保医保，他们处在城乡边缘地带。

　　5.2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所向披靡打下根本性的制度基础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国家和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制度使得政府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和调配，保障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需求。中国作为全世界公认的“基建狂魔”，一是得益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提升，二是得益于土地国有制度的早期确立。在大多数国家土地私有化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治背景下，拆迁的难度之大不可想象。明显地，土地私有化对城镇化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严重障碍，使得很多工程项目或无法实施或停滞不前。这是西方基础设施落后非技术因素的体制原因。我们还看到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为城市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建设，这就是“土地财政”的作用。同时，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

　　5.3 房地产与土地财政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巨量财富，成为城镇化的经济基础

　　今天，我们历史审视中国从 “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崛起过程，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简单的线性式的“断代论”划定而走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时代的历史联系既是连续的，也是复杂的。改革开放固然是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飞速发展阶段，但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政治制度基础、土地与生产资料经济制度基础，还有从土地变现而来的财富与财政基础，毛泽东时代不只是“站起来”一个功劳而已，它同时直接参与了“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国家现代化塑造。

　　据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积累了400至450万亿财富，用老百姓的话通俗表达，这“富起来”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吃的“毛主席的饭。”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上下游联了几十个行业，相当于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如建筑、建材、家电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土地财政方面，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这些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改善了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居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的红利已经吃尽，旧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动能转换被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的政府普遍负债实际上是告别“土地财政”的后遗症，构成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研究)的主因。

　　5.4 缩小城乡差别，冲破城乡二元壁垒是城镇化的主要挑战

　　尽管中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城乡差别仍然存在。在收入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二元壁垒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与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为了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打破城乡二元壁垒。

　　5.5 户籍制度改革，为城镇化扫平政策障碍

　　户籍制度曾经是限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将人口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不同户籍享有不同的权利和福利。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展开。通过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促进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城镇化进程。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背后的福利差异，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平等发展。

　　5.6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双向奔赴

　　在由之看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冲破二元壁垒，打通城乡“任督二脉”，必定需要一场双向奔赴。

　　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乡村振兴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增强农村的吸引力，使农村人口能够在本地实现就业和发展，减少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带来的压力。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城市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可以带动农村产业的发展，城市的人才和技术可以回流到农村，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双向奔赴，能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7过度城镇化的担忧

　　我多次撰文对过度城镇化潜在风险有所洞察，尤其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已是“阳谋”，超大城市系统的高度集成化确实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这一担忧折射出三个维度的深层矛盾：

　　其一，资源集中与风险传导的悖论。中国前30大城市以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3亿人口，虹吸效应使“水电气数据一张网”的智慧城市网络愈发精密，却也在无形中构建起多米诺骨牌式的风险链条。如郑州“7·20”暴雨暴露的电网瘫痪连锁反应，已警示我们：当城市运转高度依赖中央控制系统时，局部故障可能演变为全局瘫痪。

　　其二，效率优先与韧性缺失的失衡。当前城镇化更多追求经济要素的集聚效能，却忽视了复杂系统的抗脆弱性设计。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交通枢纽、数据中心呈“千层饼式”叠加，这种立体化开发在提升密度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单点失效的突破口。美军“分布式作战”理论揭示的战场生存逻辑，恰可反照城市安全——过度集中的要害节点在战时极易成为“一箭穿心”的目标。

　　其三，技术依赖与人性尺度的错位。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实现精细治理，但当数字系统成为维系几千万人口生存的“生命线”时，技术刚性反而可能削弱社会韧性。东京在“3·11”地震中展现的社区互助网络，印证了分布式社会资本的价值，而这恰是中国超大型居住组团模式下亟待补足的短板。

　　破解困局需重构城镇化逻辑：在空间格局上推进“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如长三角“节点城市+专业小镇”的产业分流)，在基础设施上构建“双回路+微循环”系统(借鉴德国柏林分区供电供水模式)，在社会治理中培育“数字+邻里”双维韧性(参照新加坡社区应急响应小组机制)。唯有将“不可摧毁性”纳入城市基因，方能在效率与安全的天平上找到动态平衡点。

　　六、结论

　　通过对全球城镇化率主要国别比较以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在独特的历史、人口和制度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房地产与土地财政为城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差别，推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以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同时，从未来城市安全与城市韧性考虑规划布局，在打造智慧与韧性城市上下功夫，平急两用，平战结合，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