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争锋
1981年阴历八月十四晚上，在贾明财宽敞的院子里，摆着那张大号的小方桌，桌上摆着四个茶碗和一把瓦壶。时值中秋，天气稍微转凉，与会者虽身穿一件薄溜溜的汗褂，心里还是感到一阵阵的燥热，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瓦壶中的花红茶对这种不安有特效。记得《茶经》里有这样的介绍：花红茶性稳沉，味甘苦，对爱耍阴谋的宵小的嚣张，乃至狂妄，虽不能从根本上去邪扶正，但对心浮气燥有收敛镇定之功效。哎哟，今日贾明财兄弟仨和他们的晚辈贾世才心情特别亢奋，不光因为天空的那轮明月几近圆满，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话题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各位，明晚的社员大会将决定我们的命运，大家仔细地回想一下，看有啥地方我们考虑的不周全，甚至压根就没想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呀!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贾明财当的官最大，他那个“大队会计”的官衔给他在家族里带来很高的威望，久而久言，他成了兄弟中把握全局的人。
“我觉得没啥大问题”，贾明宝喝了一大口茶，然后胸有成竹地兴喷起来，“现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鼓动联产承包，祝家湾何去何从，可以说皇帝老儿已定了基调。我们要想在明日的大战中获胜，必须牢牢地掌握‘政策’这个法宝，我们要用中央领导的文件，省市领导的讲话，县区领导的决定来堵他们的嘴，让他们有话不能说，不敢说，最后不想说了。中央的政策和各级领导是我们的靠山，他们还能翻天?”
“大哥的顾虑，二哥的对策，很好，”贾明贵吸了一口烟，润了一会，将肚子里的忧虑掺着浓浓的烟雾一并吐了出来，“我鼠目寸光，把握不了大方向，但我注重小节，我眼里是搏斗双方的力量。敌方，扳着指头数数，只有四员大将：头是林昌，除了老歪，老太，就是华房。老书记老队长已病入膏肓，他俩不算数。老祝一脸横肉，他没有主见，是个随风倒的势利眼，不见兔子他不会撒鹰，不见真佛他不会上香。而我方呢?敢跃马舞刀、拼个你死我活的只有在座的四位，刚好，四比四。人数上势均力敌，但真要一对一地干，我们未必是对手。咋样才能出奇兵克敌制胜?我相信世才，相信我儿子早已胸有成竹。”
经过这几年的考验，三位长辈对贾世才的果敢与胆气，特别是心眼与手段，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他们开“碰头会”，开场白总是贾明财的讲话，而至关重要的总结发言，则是贾世才的“专利”。
“三位长辈说的非常好，但都不全面”，贾世才开始总结发言，“我把三位长辈的话归纳了一下，这样就十全十美了。毛主席说，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我们有邓大人的讲话撑腰，有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文件作武器，完全有取胜的把握。但战术不一样，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我们占了，但人和不敢说。刚才我伯分析了战况，敌我可能各上四员大将，要想取胜，就看双方如何地排兵布阵。至于我们中的谁，迎战他们中的谁，下来我安排。说心里话，能打个二比二就阿弥佗佛了，为啥?公社党委书记贾红旗会投我们一票，我们打个平局，领导表个态，就可以一锤定音。贾书记说他明天准时来。”
“打个二平你就满足了?”贾明财开始发牢骚，“贤侄，看来你信心不足。我们兄弟仨这段时间可没闲着，每天晚上出张家进李家，极力给那些不开窍的社员灌输‘联产承包好’，甚至屈尊为那些不可理喻的晚辈洗脑。我们兄弟干啥事都持之以恒，认准的理一竿子插到底。当年户户的社员攻击我们是‘铁杆保皇’，咋样?现如今造反派成了臭狗屎，阶下囚，而保皇派成了香饽饽，座上宾。我们的省委书记官广富、钱运录，当年不都是保皇派?现如今官升得比坐火箭还快……好了，过去的皇历不提了。明日的社员大会要开好，掌控会场的节奏尤为重要，你让林昌代表党支部讲话，你争取当会议主持，一个能察颜观色、可掌控民意、有互动能力的主持人，无形中给我们的天平增加了俩获胜的砝码……。”
在这个月明星稀的良宵，贾氏宗族里血缘最近的四条汉子正酝酿着一场改变一湾子人命运的事件。俗话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功夫不负有心人”，翻翻历史，哪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不是阴谋家策划于暗室，在光天化日下实施?多少行为不端的宵小，最终成了道貌岸然的伟人?
地球慢悠悠地转了一周，时空便处于八月十五的中秋之夜，今晚的月亮像一个银盘挂在天上，它那温柔又极负激情的光芒把祝家湾生产队的北稻场照得如同白昼，这里即将展开的夜战根本不用挑灯，交战的双方不光能看清对手的鼻子嘴，还能细致入微地观察到敌手那瞪得牛蛋似的大眼上愤怒得上翘的眉毛。
今晚大会的主题是联产承包，社员们有极大的兴趣，一丢下饭碗，便扶老携幼地来到北稻场候着，小娃子磕着刚收割的老葵花籽，老年人不停嘴地嚼着从地里刨出来没几天的嫩花生，估计今日的会较长，妇女们在纳的鞋底上多缠了一根线，大老爷们在兜里多装了几根纸烟……。七点整，贾世才陪同公社党委书记贾红旗走进了会场，待贾红旗的屁股一落座，他便使劲地拍了两下掌，并高声喊道，“安静!安静!我宣布：大会开始!”
“农村施行联产承包，这是大方向，中央、省市的领导都讲了话，我们祝家湾何去何从?这是今晚开社员大会的主题。”贾世才定了会议的基调后，便把烫手山药递给了倪林昌，“下面请大队党支部书记林昌讲话”。
倪林昌站了起来，面对全体社员，他眼里除了极大的悲伤，还流露出一丝希望，他知道在“联产承包”这件事上自己是少数派，但他更清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他要坚持到最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都说联产承包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成百上千种报刊，连篇累犊地宣传;户户的收音机，日夜不停地广播……这个我就不多说。但我记得有个文件，记不清是哪一级的官方文件，上面说，各地的联产承包要因地制宜，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
倪林昌扭过头来看了一眼端坐在“主席”位置上的贾红旗，那个意思是想要他证明一下是否有此事。翘着二郎腿、吸着香烟的贾书记当然知道真伪，权衡了一下利弊，他还是点了一下头，“嗯，是有这么一个文件。”
“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就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倪林昌吐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应该旗帜鲜明。亮明我的观点：我坚决反对联产承包。”林昌的话音一落地，他马上发现社员们呆住了，他们眼里除了疑问就是惊讶：汉子们嘴里的烟不吸了，妇女们手里的鞋底不纳了，小娃子不磕葵花籽了，老头们不剥花生壳了……时局在重大的转变前总会保持片刻的沉寂——给拼搏的双方最后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可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愿意改变自己定了型的思维。哎哟，这是贾氏三兄弟的功劳：这些时，他们仨像夜猫子，天一黑便出门“串联”，牢靠得很。从他们口里喷出的联产承包，既是中央首长的指示，又有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那是铁板上钉的钉，理解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原以为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默不作声了。哪知大队书记都反对联产承包……明摆着，党支部里的几个人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党内有自己的代言人，时局的叛逆者胆气壮了点。
“为啥我反对联产承包?”倪林昌理直气壮、毫不胆怯地说，“因为联产承包是一种倒退。户户的社员都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小农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要改变这种个体经济状况，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要教育农民。五十年代出现了互助组，没多久进化到合作社，初级社又发展成高级社，最后定格为人民公社。也就十年的时间，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说别的，大水库，小水库，星罗棋布，据水利部统计，人民公社修的水库有八万多个。我们前湾人民公社也作出了贡献，我们公社修了沙河水库，十梯水库，六十亩地水库，油坊河水库，这四座水库基本上解决了本公社的农田灌溉。这四座水库哪个不是调集本公社十个大队的基干民兵，利用农闲的几个月修成的?我们不光解决了本公社的水利问题，还支援区里，县里，甚至省里的水利工程：黄河水库，型川水库，大岗坡灌溉渠等等，我们都参加了。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这改开换地都是梦想。现在要搞联产承包，就是要分田到户，这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倒退有出路吗?……我希望大家的感情不要冲动，要考虑一下它严重的后果。”
“林昌，你懂辩证法吗?”贾世才打断了林昌的讲话，他知道此刻是他披挂上阵的绝佳时机，他坚信，仅凭那几年在部队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足以把倪林昌这个“文盲”打翻在地，既使他不缴械投降，也毫无还手之力。此时这位“七品”开外的芝麻官的讲话，用的是北大教授的口气，“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啥叫螺旋式?就是行进的路线有时上，有时下，有时左，有时右，甚至有时前，有时后，但总体是前进的。”贾世才边说边用手在空间划出一条螺旋线，他试图让这些连二维平面图都看不懂的公社社员学会看三维立体图。“为什么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向前的?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思想意识一会极左，一会极右，因而我们的路线总是偏离那条唯一正确的轴线。实践告诉我们，要经常总结经验，要不断修正方向。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决心搞联产承包，就是因为前些年农业战线上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跑得太快了，反而拖了生产力的后腿。通俗易懂的说法：人民公社把社员的觉悟看得太高，一味地提倡自觉性，结果集体生产成了吃大锅饭，成了大糊弄。只有联产承包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充分地发挥每个社员的积极性，使每个承包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贾世才的话音刚落，贾红旗便鼓起掌，虽然只有数得清的“啪”“啪”二下，但这无疑等同县令拍惊堂木发出的声音，它向堂下宣告，第一个回合贾世才赢了。
“贾世才，你娃子给大家说清楚，人民公社到底咋吃大锅饭的?生产队咋大糊弄干的?”跟贾世才用这种口气说话，在祝家湾只有陈老太一人，“你娃子在生产队干过几天活?有啥资格瞎球说?你也不摸着胸脯想一想：你是吃土坷垃长大的?还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啥都不是，你娃子是吃生产队的白面馍，喝生产队的甜米汤长大的。今日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生产队哪点亏待了你?……你呀你，吃肉时你不言声，放下碗你就骂娘，啥德行?亏你还是个副书记，我看你球弦不沾，狗屎不如。”
贾明贵眼瞅着老太硬生生地呛他儿子：把他们贾家祠堂旁百十年才长出的一棵金丝楠木，当作枸树给砍倒，扔到灶房烧锅的枯枝败叶上，他心头的那个不爽，像把干枯的杂草碰上火苗，“蓬”的一下烧了起来。可他面对的是德高望重的老太，他不得不把火头压了压，“老太，干农活你没话说;你爱社如家那也是有目共睹。可生产队的老太就你一个，你能保证个个社员有好思想?个个社员都像你一样早出工晚收工?瞅瞅咱生产队那些好田好地，但长不出好庄稼，是‘守着黑豆饿死牛’，为啥?因为个别的社员见天练兴喷，他们长着鹦鹉的舌头画眉的嘴，他们不是在肩膀头使力，而是在牙巴骨上展劲。瞅瞅你们女一等，哪天不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那哪是干农活?分明是在演戏。要是联产承包，一人一天多锄二亩地。世才讲的不错：生产队是吃大锅饭，养懒汉。”
“老明贵，你这话说的不对。”按娃子爹的“红”字辈，张华房要管世才叫爹，管明贵叫爷，可这位巾帼英雄从不落俗套，辈长但年龄小的她直呼其名，辈长年也长的，她在其称呼前加一“老”字。有时她高兴，也管老太叫“老书英”。“我们‘女一等’咋啦?你敢小瞧，那可是生产队的半边天!老话说，‘仨女人一台戏’我们十几位女将演台《穆桂英挂帅》没问题。咋啦，女社员有说有笑地干农活你也眼气?亏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心窟眼比那针窟眼还小。老明贵，你说嚼牙巴骨耽误干农活，我偏不信，要不咱俩比划比划：锄麦草我哼《朝阳沟》，蹬秧草我唱《红灯记》，而你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地埋着头干，半天下来，我比你少干那么一丁点儿，我服你的气。老明贵，你说生产队是‘大锅饭，养懒汉’，想想一点不假：我们‘女一等’全是娘们，就老模一个汉子，可人家老东北年年是‘五好社员’，一点不懒。要找懒汉，在你们‘男一等’里扒拉，瞅你们歇坡的那个模样：往地上一躺，表面看抽只烟赛神仙，其实各怀心腹事，跟那喜旺一样，各做各的发家梦。要说出工不出力，就数你们兄弟仨，为啥?我说个道道，大家评论，看是不是这个理。”老华房想都不想，信手拈了个事例展现在大家面前，“比方‘男一等’挑稻谷，每一担都是一百五十斤，可人家个小的尽力了，你们兄弟仨个大，一百五十斤压根没会到。上山给自家砍烧柴，你们一个顶俩，下田给公家挑稻谷，你们仨啥时候一个顶俩?不比不知道，一比那是‘关老爷看《春秋》——一目了然’：干公活你们拙得很，老牡牛一天犁不了二亩地;搞私有你们靠得很，堪称天下无敌。要说‘大锅饭，养懒汉’，祝家湾最大的懒汉就是你们兄弟仨。”
老华房的话音刚落，整个稻场沸腾起来，“老华房说的在理。谁否定人民公社，否定生产队，谁就否定自己。”“这仨爷们个大，但心眼太小。”“我们‘女一等’里没懒汉，要找，到‘男一等’里找”……眼瞅着会场出现不利于己方的局面，会议主持人贾世才使劲地拍了两下手掌，“安静!安静!有意见一个个地说。”
贾明宝挽着袖子，奓着胳膊，瞪着大眼，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那架式仿佛蒙古的摔跤手，非把对方撂倒不可，“华房，你那是个歪理!我问你，生产队的分配原则是啥?同工同酬!我再问你，啥叫同工同酬?挑的担子一样重，挑的趟数一样多，拿的工分一样样，这就是同工同酬。咱兄弟每天比谁少干?少干才叫懒汉!没少干你说咱兄弟是懒汉，当心烂你的牙巴骨。”
老书记贾红成与老队长贾红章互相搀扶着走到发言的位置，生产队要搞“联产承包”，这两个当年“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极力反对。早就“无官一身轻”的他俩压根不把贾红旗这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本家兄弟放在眼里，对本村家门长辈的恭敬也随着自身的衰老日渐淡薄，唯有亲情，这一奶同胞的手足之情还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老队长红章退位十年了，但他在社员中的威望还很高，老队长猛咳了一阵才讲的话，“好了，好了，莫争吵!明宝，我思想了一下，还是觉得你们兄弟不对：明贵刚才说生产队吃大锅饭，养懒汉，他的意思，生产队有懒汉;而你说生产队同工同酬，同工同酬就没懒汉。你们兄弟一个说有，一个说无。到底有没有，你们回家争，争完了再说行不?生产队到底养没养懒汉，我这个队长心里有数，谈一下我的看法，不对大家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个好人，那‘五种人’我记不全，不说了。人懒不懒只有一个标准，看你有没有这点精神：你能挑一百斤，你就挑一百斤，尽力了，你是勤快人;而你能挑两百斤，但你只挑一百斤，你就是懒汉。拿这把尺子量量，你们兄弟仨是懒汉，华房说的一点没错。”
老书记接着老队长的话，“我只说一点，林昌讲的好：联产承包就是倒退。”老书记的声音没有先前那宏亮了，早先他一声长长的吆喝能引起群山久久的回响，可那已成为他个人历史上的辉煌，一场大病，把祝家湾这颗耀眼的明星折磨得暗淡无光了，老书记说话的中气明显的不足，但想表达的思想却很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中国农业唯一正确的出路，联产承包……说穿了，就是分田到户。分田到户，不就是否认共产党三十年农村工作的成绩吗?三十年，我们这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带领广大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千辛万苦才斗出了今天这个初步解决了温饱的好局面。人民公社是金光大道，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天桥，搞单干，我们兄弟坚决反对，谁鼓吹单干，我们就和谁斗争到底。”
老书记老队长退场了，贾明财觉得这是他登台表演的最佳时机，捊了捊袖子，他一摇三晃地上了场，“老书记，老队长，三天不学习，你俩的思想像出土的青铜器，锈迹斑斑，嘴里说出的话，像三伏天搁了俩早晨的米饭，发馊了：你俩瞅瞅报纸，听听广播，现如今还提不提‘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这是文革的语言!文革就是灾难，我们决不允许文革回归。全面否定文革，这是有中央文件的。”哎唷，这顶穿了头盖、烂了边沿的破草帽，将俩老党员压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把老书记老队长的嘴巴堵上后，贾明财接着说，“联产承包到底好在哪?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充分调动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你种瓜得瓜，你种豆得豆。还是你承包的那块地，开春你上三车肥，后秋你抱个金娃娃;你上一挑粪，只能收块土坷垃，一句话，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年头，谁不想发家致富?谁不想顿顿吃干饭噎白面馍?除非他是个二球货。想过好日子，别指望天，别指望地，别指望爹，别指望妈，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听了贾明财的这番话，老歪气得头顶喷火鼻孔冒烟，他一脸愤怒地走上擂台，“哎唷，真是‘龙眼识珠，凤眼识宝，老牛的眼睛识稻草’，明财呀，你们兄弟仨只知道联产承包好，好个球!我问过队长老祝，他对我说，联产承包后，在先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将分解到户，粮食，棉花，油料等国家的征购任务一项不减。也就是说你想得瓜就种瓜，你想得豆就种豆，绝对不可能。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虽然你只承包了一亩三分地，但粮棉油你都得种。这种小农经济跟大集体相比，其弊端是‘小秃头上的蚤子——明摆着’的事，别的不说，每年粮棉油的种子，你家就得备个中药房的柜子，分装几个抽屉。刚才林昌说联产承包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倒退，这话说的极对。人民公社力量大，挖条长渠，扎个水壩，也就是一年俩农闲的时间。包产到户后，不说别的，每年清渠的事谁干?渠堵塞了，你眼瞅着满库的水用不成，眼瞅着自家田里的禾苗一天天泛黄，最后干死，我就不信，你还有发家致富的好心情：你不急得猫抓心?你不急得血压升高手冰凉?你不急出个冠心病?社员同志们，单干绝对不行!俗话说，‘寒霜打死单根草，狂风吹不倒大树林’，就是这个理。刚刚明财说：开春你上三车肥，后秋你抱个金娃娃;你上一挑粪，只能收块土坷垃。我咋听都觉得味不对，这是屁话!他言下之意，好像满山遍野都是肥，只要你勤快，可以给你那一亩三分地厚厚地盖三层。谁不知道‘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可你哪来那多的粪?猪呀牛呀就那多，它们的屎尿是有限的，要挖潜力咋办?我问你，你老明财能一天吃九顿饭，你一天能拉三次屎?啥事都有个定数，不能由着性子兴喷。明财，从你们兄弟嘴里喷出来的联产承包，好得不得了，既像东北的老山参能大补元气，又如洛阳的黑牡丹花枝招展。好像一承包：老天爷就给每位社员打一针鸡血针，人人返老返童;个个变成三颗牙的牤牛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犁五亩地不歇气。在你们嘴里，联产承包后社员家的房子都得重盖，为啥?因为户户的粮柜比保管室的粮仓还要高大。而你们流下的每一滴汗水不再是咸的，而是甜的，因为它将变成你家保险柜里货真价实的一颗金豆豆。哎唷，现在我才搞清楚，为啥你们兄弟仨那热衷联产承包：你们仨个大，那熊一般的力气，使到生产队觉得吃了亏，有股‘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的感觉。联产承包了，有了用武之地，你那把力气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真是这样吗?我看不见得。俗话说，‘针尖没有两头快’：你牛高马大的担挑中，可割麦栽秧还是小巧玲珑的靠。明财呀明财，你们兄弟的眼光要放远点：干农活，眼前你们还是把好手，可牤牛娃也有老的时候，再过七八年，上十年，你们还这靠?你当你是廉颇，七老八十还能跃马舞刀，我的看法，一句话：共同富裕好!”老歪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一句句说出来，缓慢地、既严肃又诙谐地、带着一种毫不变动的节奏，仿佛斧头砍在棣树上，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
今晚的辩论会“单干”派上了四员大将，“集体”派五次迎战(贾世才老道失算，他没把老书记老队长作数)如果老歪的话算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集体”派占了上风，可这种结局不是“单干”派想要的，他们翻盘的宝全压在公社党委书记贾红旗身上。
“好了。好了。老歪你打住。”贾红旗打断了老歪的话，这个芝麻官已感到老歪火力的强大，任着他的性子喷，“单干”派的主力全被他打趴下。“老歪，我知道你是‘三十年的纺织娘——老油嘴’(老蚰嘴)，要讲兴喷，不说祝家湾大队，前湾公社也数你第一。可联产承包是政治，政治是动脑筋的活，不是嚼牙巴骨，更不是儿戏。联产承包是邓小平邓大人朝思暮想的一项基本国策，不说多的，为此他老人家至少动了二十年的心思。现在他把这碗香喷喷的肉菜端到桌面上，政治局的委员人人品尝，个个赞扬，中央定了盘子的事谁敢说三道四?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政策的威力有多大，想必大家知道：七零年推广种矮杆水稻，反对的人不少，可当时喊出一个口号，就没人敢言声了，啥口号?‘谁保高杆，谁就保刘少奇。’你瞅，在无比强大的高压下，当年高杆的种植面积就降为零，短杆全面开花，粮食产量上去了。现如今，联产承包这项基本国策到底好，还是不好?交实践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产队的地里长庄稼，单干户的田里决不会生野草。哎唷，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就是落后，这也好。但不要紧，只要你相信政府，跟党走，错不了。祝家湾的社员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最终我还是要喊出这样的口号，‘联产承包好’!”
贾红旗的讲话一槌定音，那些热衷单干的社员一脸笑地高呼起来，“联产承包好!”“联产承包好!”……此情此景，老歪像站在汩罗江边的屈原，他抬着头，望着天，仿佛看到月中的吴刚也在嘲笑他不“与时俱进”，一团怒气从他嗓门中喷了出来，化成一个惊天动地的“球”字。“球”这个最低俗的字，虽被北方人挂在口上常说，可把它写给尊敬的中华读者看也许不应该，但这是历史。写历史不容妙语，但必须真实。
那天晚会的结果可想而知：会议采用“投豆表决”的方式，“单干”派获得了多数……从此祝家湾舞台上的演员改变了形象，不再是朝气蓬勃，胸怀大志，而是碌碌无为，鼠目寸光。
老歪的故事讲完了，天色不早了，该回家了。老歪打了一声吆喝，甩了两个响鞭，头羊便领着众羊走下山，沿着那条熟悉的路回村。一路上老歪的兴头很高，他指着路边的那块“十亩地”说，“原来这是生产队的菜地，联产时被五家承包，现在这五家都进城了。二次承包我接了下来。”肖卫国瞅了一眼，那块大地一笼笼地种着红薯，长势良好的红薯藤子像一床薄被，覆盖在这块适应它生长的沙地。
半路上老歪停住了脚步，他侧过身来，面对着路左的山坡，抬臂举手，从左到右缓慢地划了一下，气宇轩昂地说，“小肖，这一大片山林是我承包的，也是这家不要了，那家不包了，我一块块地买过来，连成这一大片。你瞅瞅这满山的松树苗，再过十年八年，长成了材，我老歪也是个百万富翁。”眼瞅着这满山近人高的小树，老歪昏花的眼里闪耀着金属的光泽，仿佛那里装的是座银山。
四十二、新上任的民兵连长
老歪把羊子赶回了家，圈好后便送肖卫国去前庄大黑家，大黑跟他说好了，“肖叔的晚饭在我这吃，睡觉的床已铺好了。”
大黑蹲在门口候了多时。肖卫国三十年没见大黑(其间他当了十年的兵)猛一见还真认不出来：不到四十五岁，他已开始谢顶了。他伯与他弟小黑都没谢顶，单单他别出一格，足见他极爱动脑筋——聪明过头。再细瞅，除了头发，那身材，特别是那五官，长得极像他伯——一副美男子的形象。“肖叔，你好哇?”大黑一脸笑地迎了过来，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时，肖卫国瞅清了他脸上那深浅不等的岁月的年轮，十分感叹地说，“大黑，见老了。你也加入我们光头党了。”“那是没法的事。加入共产党要写申请书，还得找介绍人。可加入光头党是身不由己：老天爷叫你入，你不入不行啦。好在光头党一不开党会，二不收党费，还算自由。”这叔侄俩寒暄了一阵，大黑说，“肖叔，进屋坐着聊吧?”
一进院子，一只无比雄壮的大公鸡站在道上，挡住了“陌生人”的去路，你瞅那鸡：红艳艳的鸡冠属特大号，头顶上直立的像被风吹动的小火炬，两侧悬挂的仿佛一副超大的红珊瑚耳环;那一身羽毛油光放亮，尾巴上的黑里透红，脖颈上的红里泛黄;那黄澄澄的眼珠大似玉米，闪着帝王才具有的凶光;脚上的爪子又粗又尖……凭着多年当工人的经验，肖卫国确认从头到脚它的身高五百毫米，误差不超过五毫米;重量只能估计，约末八斤往上。“好一只神气十足的大公鸡!”肖卫国发出了感叹。“肖叔，这叫‘九斤黄’，你相中了走时带上”，大黑的话爽快得令肖卫国吃惊。
大黑家是二层楼的平顶房，下面四间，上面两间加个晒台，宽敞的院内，西边是厨房和卫生间，东边是个大花坛，几株月季花开得正艳。墙角三棵低矮的桔子树下一二十只归家的鸡还在刨食，浅浅的地皮不知被它们刨过多少次，但这些低级的动物总想暴出个惊喜——哪怕发现一只“未足月”的蚯蚓也行，权当晚餐后的点心。
俩儿子和俩妮都去南边打工了，家里只剩大黑两口子，小华早把菜炒好了，客人一到便开始吃。“小华，今日肖叔来了，我该喝两口吧?”大黑嗜酒，且贪杯，平日里贤妻小华把酒锁在柜子里，小华把酒瓶拿出来交给大黑，十分慎重地说，“肖叔是客人，该喝好。你别肖叔没会到，你自己先喝爬下了。”“知道了。这点小事还用你吩咐，掉我的身价。”
酒过三巡，菜品五味，大黑的话匣子打开了，“肖叔，到咱祝家湾搞社会调查，我大黑是第一人选”，大黑既遗传了他父亲美男子的外貌，又继承了他妈兴喷的才华，“找歪叔行不?也中，但我歪叔年龄大了，有些事他记不全。”说完这话大黑的眼光移到老歪脸上，瞅他对这话的反应。“是的。我年龄大了，忘性大”，老歪眯着眼满不在乎地说，“大黑能喷不假，但他当了十年的兵，时间上有个空档。小肖，你想全面地搞社会调查我有个建议，联产承包找贾红原，计划生育找我们大妮雪云(原大队妇联主任)。但开华也是个人物，他的经历蛮丰富，在祝家湾的舞台上他也算得上个角色。开华，我这样说你没意见吧?”“嗯，歪叔的话中肯，我喜欢听”，老歪走南闯北，广交朋友，给人家足够的面子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
酒足饭饱，老歪打着手电摸回家了。大黑的酒喝得恰到好处，他酒后的话似“庐山的瀑布——喋喋(叠叠)不休”，他给肖叔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1988年底，前湾乡的办公楼建成了，这三层的小楼比镇政府的那栋二层楼俏皮得多……哎，这年头有钱啥都好说。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乡党委书记贾红旗正在听贾世才汇报工作，他的烟抽了两根，贾世才的话还没打住头。“……老贾，税收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因为两人的官衔都是书记，世才只能将他的晚辈红旗称老贾。但他明白，“官大一级长三辈”，所以他不敢在贾红旗面前托大，“今年的税收怕是完不成了，但我已尽了力。主要是民兵连长老曾不配合，他下不了狠手，对他们曾姓的族人一再照顾。最近他多次对我说：‘税收这工作我实在干不了，你找个有本事的人，我让贤’……”“他让贤?你让贤不?我还想让贤咧!都撂挑子，这税谁来收?要知道，我们的江主席还指望它吃饭!”贾红旗一串串的刮索话把他的“叔”训得一愣愣的。
这时乡里的武装部长贾红岭走了进来，他用谦卑的语气说，“书记，这是今年六位转业返乡军人的简历，你看怎样安排他们的工作?”说罢放下手里的档案便转身出去了。贾红旗打开那六个档案袋，将里面的内容一一过目。一位叫贾开华的引起他的注意：当兵十年，共产党员，搞通讯的技术兵……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经历却让贾红旗这位在宦海摸爬滚打没几年、但却极善于揣摸人心的芝麻官得出一个不同凡想的结论：在队伍上混了十年都不带个“长”，这家伙想当官的瘾肯定大得很!再看他是祝家湾人，贾红旗喜出望外：真是你想睡觉，马上有人送来个木棉枕头。贾红旗把贾开华的档案递给贾世才，“你瞅瞅这个人咋样?给你当民兵连长中不?”贾世才一瞅是大黑，想都不想便答应说“行”。暂且不论工作能力，单一个“贾”姓，就令贾世才的眼光大放异彩：祝家湾大队那种权力均分的状态终于被打破(除了妇女主任姓曾，其余四位领导都姓贾)。
听说大队书记贾世才下午要到自家，而且带来一件“好事”，大黑当然高兴，他叫小华把家里拾掇得整整齐齐，自己则挥舞大扫帚将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当他换上一身整洁的军装时，贾世才刚好走进他的家门。“大黑，好哇?”贾世才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打招呼。“书记好!”再清楚不过，大黑用的下级对上级的尊称。在上午收拾卫生的时候，大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自己将以一个啥样的形象出现在父母官面前：一个再市俗不过的农民;还是一个说话硬气的退伍老兵。思来想去，大黑决定用“书记”来称呼贾世才这个只大他几岁、但身价却是爷字辈的领导。由于十年军旅生涯，受过浓烈的等级观念的熏陶，大黑认为，上级最中听的称呼是他的官衔。
“大黑，我代表公社武装部宣读任命书”，像古代的官员听到“圣旨到”立即趴下一样，大黑马上立正听封。从未当过钦差的贾世才端着架式、装腔作势，“前湾乡人民武装部正式任命：贾开华同志为我乡祝家湾村民兵连连长，命令宣读之日生效。”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十年，连个班长都没混上，这下好了，一伙子连跳三级，升为连长，想到百十号人齐刷刷地向自己举手敬礼，大黑心中暗暗窃喜。“大黑，你能当民兵连长不容易啊!”贾世才在钓鱼，他想听到的就是开华下面那句话，“书记，谢谢你。想都想得到，你在乡里帮我说的好话，那是‘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错不了的，我大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说罢规规矩矩地给贾世才行了个军礼。
双方的客套话不少，晚饭酒也喝了一瓶，贾世才走后，大黑脑房里的旮旮旯旯还盛开着香气四溢的鲜花，冷不丁小华冒出一句话，使他脑房里的温度一下降至冰点，所有花朵全凋谢了，小华说，“大黑，你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凭啥他帮你说那多好话?你以为民兵连长是个啥好差事?尽得罪人。我估计老连长肚子里倒出来的苦水，不用车装，也得使扁担挑。之前户户的社员见到老连长是亲亲热热有说有笑的，分田到户、税收到人后，村民见到他就像见到瘟神，躲得远远的，背后哪个不戳他的脊梁骨?收税交国家，罚款交区里，书记得表扬，他落了个啥?落了个里外不是人……”听了小华的牢骚话，大黑深思了片刻说：“我既接了这个挑子，就立下了军令状，不能反悔，只能好好下。凭我的聪明才干，不会是老连长的下场。”
八八年年底，农活告一段落，农村进入农闲。而此时农村的干部却进入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他们忙个啥?收税!派捐!要罚款!
一大早，大队电话员到大黑家通知他，马上赶到乡武装部开会。去年乡里截留了一批上缴的税金，为了方便工作，给每个大队配了两辆自行车，听到开会的命令，大黑二话没说便骑着自行车赶到公社。公社会议室呈教室的形式，主讲台后面墙上贴着一幅大标语，“坚决打赢税收这一仗!”很明显，今天的会是个战前动员会，大黑当了十年的兵，但从未上过战场，马上要打仗，他的手脚开始发痒。
大会第一个发言的是党委书记贾红旗，发言前贾书记先用目光巡视了一下十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开始了作战前的总动员，他说：“谁都知道先有国，后有家，国之不存，家之焉附。国家机器是庞大的，顶层的国务院除了管十几个部委，还要管二三十个省委，成百上千个县衙门，几万个镇公所，至于乡，那多得数不过来了。端这个铁饭碗的公务员有多少?没有小几千万，也有大几百万。要使这庞大的国家机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高效运转，我估计每天得烧十几卡车钞票。而这些钱从何而来，只能靠各种税收，而农业税是其中的大头。收不上来税金，别说我这九品芝麻官拿不到工资，就是一品的诰命也难捧回俸禄。税金!税金!税金的重要性咋说都不为过。可这两年我们的税收咋样?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底为啥?你们这些在下面干实事的工作人员应该心知肚明……咋办咧?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包括我们自身的利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讲到这里他注意到，这二十位他寄予希望的得力干部仿佛打了鸡血针，精神格外亢奋。“好了，我不多说了。至于今年的税收工作怎样开展，下面由武装部长贾红岭代表乡党委做具体安排。”
贾红旗把税收这副重担压在贾红岭肩上，明知这不是个好果子，但领导叫你吃，你还得吃，“贾书记作了战前动员，叫我做具体布置，我讲两点，第一点，民兵介入税收工作，这既说明税收的艰巨性，又说明抗税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已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我们的认识应提到这个高度：抗税就是反党!抗税就是反政府!抗税就是反人民!民兵本来就是一支执行专政的武装力量，现在党要用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征服那胆敢抗税的刁民，我向党保证：全乡521名基干民兵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打赢税收这一仗。再说第二点，具体方案：往年收税是各大队搞各大队的，各大队的领导因人际关系放不下情面，扯不破脸皮，那个效果可想而知。还照那种套路干肯定不行。前不久区里组织我们到河南参观，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回来我向乡党委作了汇报，也就是说，我采用的这套新方法是得到党委认可的。我的方法如下：我乡有十个大队，每个大队造个花名册，详细地记下你大队欠税人员的名单，欠税的金额，这事由大队书记和大队会计负责。收税的具体方法：比方收祝家湾的税，祝家湾的领导回避，由另外九个大队的书记和民兵连长组成专收队，按祝家湾的花名册挨家挨户地收。没钱交的咋办?咱北边苔瓜(湖北人称河南人苔瓜，河南人称湖北人蛮子)有一绝招，‘先赶猪，后牵羊，没猪没羊清粮仓，粮仓空空扒他的房。’至于赶猪牵羊的麻绳，清粮仓的竹筐，扒房子的长棍，这些家伙三乡政府为你们准备好。你们可能会问，这支收税的队伍谁负责，坐中军宝帐的总指挥当然是我，每次收税的现场指挥，则由十个大队的民兵连长轮流坐庄。”
第三天一大早大黑将那辆飞鸽牌的自行车直接骑进他姑家的院子(他姑是祝家湾“女一等”里的贾红芝)，他的姑父陈帮学是十梯大队的供销员，在农村干这种职业的人的头脑比户户的社员灵光的多，因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跟开茶馆的阿庆嫂一样。陈帮学听说了公社关于收税的新方案，并打听到来本大队收税的负责人是大黑，他在家耐着性子等着，那颗心像猫抓似的急得慌。
大黑的“飞鸽”驶进了院子，清脆的车铃声把俩主人唤了出来，“大黑，可把你盼来了，”陈帮学不待大黑说话便拉着他的手，“进屋说。麻利进屋说。”本来话就不多的贾红芝跟在他俩身后进了屋。
“大黑，这次来咱大队收税你是负责人?”屁股一挨着板凳陈帮学便焦急地问。“是的。我带队”，大黑回答的很干脆。在来的路上他就估计到姑父有求他，因为姑父在十梯大队的五亲六眷中肯定有交不起税的“阶级敌人”。
搞清了大黑是收税的头，陈帮学既使是姑父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求他，“大黑，十梯大队我的至亲确实不少，一一说给你听又怕你记不住，咋办咧，只希望你对交不起税的穷人手下留情。乡里乡亲的，怎能使用国民党对老百姓的手法?太不像话!要说……要说让我放心不下的确实有一户，这户人家还非得你格外开恩。”“那户人家是个啥情况，说给我听听”，“他叫贾红善，跟你一样样，是个退伍军人。在部队当兵时娶了个媳妇，一场大病媳妇拖得皮包骨，既不能下地干活……又怀不上娃子……屋里还欠了一屁股债，关键是他还在赡养高龄的父母。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在队里承包了三亩田二亩地，可他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去精究?本来种庄稼就没有效益，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年忙到头，他手里没捏过一分钱的现金。交不起电费，一个十五瓦的小灯泡都点不起，一年到头屋里黑灯瞎火。衣服不消说，补丁摞补丁……这种贫困户，你就是把他放到机器里榨榨，能挤出二两油?大黑，听说交不起税的你们要扒房子……这是造孽!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佛经上说，‘善的善报，恶有恶报’，你呀……还是积点德好。”姑父的话好似一部老百姓认同的《法典》，大黑完完全全地接受了，“不说乡里乡亲，就冲他是当兵的战友，我也该照顾他。”
“工作组”的十八位成员骑着自行车陆陆续续地赶到十梯大队，收税便开始了。十梯的党支部书记贾世理前来向这次行动的“轮值司令”大黑贾开华请示工作，“组长，从哪家开始?”“枪打出头鸟，哪家欠的税最多，拿哪家开刀。”“那我们就去贾红善家吧”，贾世理拿着帐本在前面引路，不敢抬着头走的他心情极为沉重：咋说贾红善也是他的侄儿呀。
大黑在村里的小道上昂首阔步地走着，尾随他身后的“十八勇士”人人手里掂着一根三尺长鸡蛋粗的青竹棍，这是乡武装部为他们配备的制式武器，这家伙三不光狗看到退避三舍，人见了也胆战心惊。那辆装着牵羊赶猪的绳绳、清粮仓的筐筐、扒房子的钩钩的拖拉机在最后压阵。路边站着不少围观的群众，民兵斗地主的场面他们见过，他们感到欢喜;可眼前是民兵对贫下中农、对退伍军人执行专政，他们感到惊恐。他们中没一人幸灾乐祸，谁都知道，说不准哪天老天爷会翻脸，把自己变成下一个被收拾的对象。
贾红善家的院子是用捡来的石块垒起来的，院子的那两扇“不清缝”的薄门便告之来者，这是十足的贫困户，因为贼娃子可透过两指宽的门缝对院内的“珍藏”一目了然。院子里三间“干打垒”的茅草屋，低矮的堂屋里很昏暗，跟不带窗的牢房差不多。祖传的厨柜前摆着一张有些年代的小饭桌，古董级的它极像一位哭丧着脸的太婆;桌边放着四把竹子制作的小靠背椅，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椅子仿佛四个极调皮、但却被奶奶心疼的不离不弃的残疾儿童。当大黑一屁股坐下去时，那个目中无长官的傻小子便“叽呀”地乱叫起来。而它的主人仿佛是它的奴仆，一声不啃地站在它的旁边，等着它的吩咐。贾红善既不主动上烟，连句客套话都没有，这位退伍老兵早被艰难的世道改造得沉默寡言了，因为他深知，身高一米八的他既使蹲下来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说再多的好听话也是瞎搭。麻木不仁的他已把自己视为砧板上一块没多少肉的排骨，咋砍咋剁随他们的意。
大黑从贾世理手里接过帐本，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当了十年通讯兵的他对数字有特别的兴趣，“总计欠款两千叁百六十七块零玖分”，这个数字确实惊人——可买一万斤稻谷呀!可战友承包的那贫瘠的三亩田二亩地能打那多粮食吗?绝对不可能。
“有不清楚的地方吗?”看见大黑的目光似乎被帐本上的数字粘住了，贾世理发问。其时大黑的目光是有点痴呆，但他的脑子转得飞快，他在想千方设百计：怎样帮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战友渡过难关。左思右想，瞻前顾后，他这个从未带过兵的司令最终从《毛主席语录》里找到了最佳方案，“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大黑决定做个上下级都不得罪的老好人。
“你就是贾红善?”大黑先验明正身。“是的。”“你欠的各种税金达两千三百多块钱?”“不假。”“你毫无偿还能力?”“肯定。”……不论大黑问啥，贾红善一一承认。大黑最后问了一句，“那你说咋办?”贾红善不假思索地回答，“随你的便。”人啦，穷到这个地步还怕啥?“死猪不怕开水烫”，剥他的皮跟扒他的衣服一样样。
到了这步田地大黑无话可说了，他下一步的行动是按武装部贾部长编的程序走：“先赶猪后牵羊”，围着院子转了三圈，既没发现一根猪毛，也没听到一声羊叫;进屋掀开他家的粮仓盖朝里一瞅，把它清光也装不了半箩筐;结尾是扒他家的房，大黑从拖拉机上挑了根最长的竹杆，拿着这一头带钩的拆房利器他又钻进那低矮的茅草屋，上下左右比划了一下，“长了!”“太长了!”大黑暗自窃喜，老天爷的巧安排：他给了我一把下台的梯子。
大黑站在院里当中，握着拳头的双手插在腰眼上，他的两眼在贾红善的身上注视了足足三分钟，贾红善长辈的身份在他眼里可淡球，但贾红善那身打着补丁的绿军装却引起他极大的恻隐之心：要在战场，这样的战友肯定能以命换命……可不对战友下手又不行，除非你公开违抗武装部长的命令。咋办?进退两难，犹豫了片刻大黑咬着牙说，“贾红善，你是十梯村欠税最多的一户，‘村看村，户看户’，不拿你开刀，本乡的税收咋搞?现在……”大黑的眼睛在院子里扫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着眼点”，“现在我命令：把院子的那两扇大门拆了!”收税工作组的虾兵蟹将一拥而上，分分钟便把那两扇不清缝的薄板门拆了下来，两人抬一扇，轻轻一扔，便丢到拖拉机上。大黑觉得既对上级负责了，又照顾了姑父点名的困难户，心满意足的他一挥手，“下一家”，贾世理接到命令在前面带路，尾随其后的工作人员像鲫鱼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窜了出去。大黑走在最后头，出院子门时他回转身子，对贾红善双手一抱拳，“使命在身，对不住了，战友。”贾红善也双手抱拳还了一礼，“高抬贵手，谢了!”欠税最多的只拆了人家的两扇门，这就是收税的司令定的标准。工作组对余下来的欠税户总体来说是宽大的：赶猪牵羊的没有，更别说拆房。最多的惩罚是抓鸡，或者在粮仓里挖几碗米。
第二天下午，乡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贾红旗大发雷霆，本来上面对今年的税款催的紧，贾红旗对贾红岭从河南取回来的经又寄予厚望，可今天早上听到贾世才打来的小报告，方知这次“斩首行动”毫无成效。贾红旗握拳头使劲捶了一下桌子，他面前的茶杯盖大吃一惊，蹦起两公分高又落回原处。“我生气!我非常生气!”贾红旗用牛蛋似的大眼在乡的这些精英脸上扫视了一遍，“都说外来的经好念，那要看谁念。你们这些歪嘴和尚，就是《地藏经》由你们念出来也不中听。人家河南的方法多好，可你们不执行，为啥……你们右倾!祝家湾的贾开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大黑坐在会议室的旮旯里，气得鼓鼓的，那厥得高高的嘴唇不说拴头毛驴，挂个酒瓶，应该没问题。瞅见他这熊样，贾红旗声色俱厉地说，“大黑你不服气?你对抗税的阶级敌人不敢板脸，一再手软。你不讲原则，不敢斗争，你眼里没有政府的形象，没有党的威望，你脑子里想的啥……既不得罪下面的百姓，还要讨好上面的领导。大黑呀大黑，请你记住这句话，‘针尖没有两头快’，也就是说，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你不能脚踏两只船，只能选边站。”
贾红旗喝了口茶，本来他想消消气接着说，当他抬头瞅见桌对面的贾红岭脸上呈现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悦色，仿佛火上浇油，他心中的那些干柴又燃了起来，“贾开华的右倾是一种表面现象，产生他那种思想的根源在党内，我们乡党委内就有代表人物，这个人就是贾红岭。”看见大家的眼光全射到贾红岭身上，贾红旗喷得更来劲了，“贾红岭思想右倾的程度是贾开华的十倍，同理，他右倾思想的危害也是贾开华的十倍。为啥这样说，收税是‘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作为公社收税的一把手，贾红岭你不深入基层，不到一线赶猪牵羊，清仓扒房，你以为高高在上，坐镇乡里遥控指挥就能打赢这一仗……球弦不沾!你这个司令都磨不开情面，你手下的兵会得罪人?你瞅瞅昨天的战绩：一二十人忙活了一天，现金没收回一分，房屋没扒一间，抓的几只鸡还不够工作人员打次牙祭;那两扇破门劈劈够伙房做几餐饭?红岭呀红岭，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只有亲自挂帅……只有拿出点狠气……只有让那些穷鬼怕你，你才有政绩。政绩!政绩!你没有政绩，我的政绩也好不到哪去。这年头没政绩的只能下课。镇领导把话挑明了，完不成今年的税收，你我的职务一捊到底。不是我吓唬你：你还想当炊事员?”
被党委书记恶狠狠地耳刮了一顿，贾红岭这个武装部长只得亲自挂帅，他率领收税的工作组横扫了乡里的十个村，所到之处除了娃子惊恐万状的抽泣，妇女捶胸顿足的嚎啕，男人咬牙切齿的怒视，就是遭惊吓的鸡展翅狂飞，遇叱骂的狗跳墙窜逃……肥猪被赶走，瘦羊被牵跑，拿啥换现钞?麦包被扛，谷仓被清，用啥填肚皮?屋墙被推倒，房顶被扒垮，怎避风雨，何处栖身?……哎唷，穷人碰到了阎王，心变得冰冰凉。
四十三、一报还一报
1990年冬至那天，天阴得吓人，前湾乡召开紧急会议，议题是如何收缴违反《计生条例》的罚款。哎唷，历史竟这么惊人：三年前在此房间内召开的那次有关税收的会议，与今天的罚款会议多么相似，仿佛就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土坯，差别仅仅是泥沙的比例有所不同。
大会首先发言的还是党委书记贾红旗，跟上次一样，他先用目光巡视了一下十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与民兵连长，他眼里既看到了“老战士”身心的疲惫与厌烦，也看到“新战士”表情的胆怯与惶恐，无论咋样，他还是妄图将他“决一死战”的信心，通过目光传递给这些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各位，谁都知道：要运转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钞票，而钞票的主要来源是税收。但这二年税收是每况愈下，为啥?我不细说，你们心里有数。举个例子：原来一个生产队有二百人，每年交8万的税，人平400元。现如今有近半人跑进城了，还是8万的税，一百人每人得交800元。个人的负担翻了番，要不税咋会越收越难。当国家机器即将停摆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一项新任务——对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加大罚款的力度。各位都清楚，从八一年开始，对超生执行罚款，但那时超一个只罚一两百块钱，既减轻不了农民生育的欲望，也消除不了他们‘养儿防老’的封建愚昧思想。在税收难以为继、奄奄一息的紧要关头，上级及时地推出了加大超生罚款力度的非常措施，国家的财政终于有救了，我的眼睛猛地一亮，看见了灯塔射来的亮光。今年的新方案：超生一个罚款2452元，这个数是镇政府按上年的人均收入，和一个娃子的哺育成本等参数制定的。定罪的时间，从最近一次中央关于计生的文件下发之日算起，也就是从八八年算起。八八、八九、九零，这三年超生的一律重罚!也许有人会问，为啥不从今天算起，以后超生的重罚。提这样问题的人就是猪脑壳!从今天算起人家还会生?不生你的罚款也别想。上级这样决定我们就这样干，不能怀疑，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到此贾红旗狠劲地捶了一下桌子，他的茶杯盖惯性地蹦了起来。他拍桌子声音不算响，但威慑的力度绝不亚于县太爷的惊堂木。他那牛蛋似的大眼在各位的脸上扫了一遍，像鬼一样地吸走了人们心里的热血，使他们打起寒战，浑身发冷：因为八八年的中央文件并没有传达到家喻户晓，他们个个违规，人人在劫难逃!尤其是坐在台下的大黑，此时浑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一样，一阵阵地发冷。他脸色苍白，拳头握得紧紧的，极力克制着自己颤抖的身体。心想：他妈的，你们想捞钱想疯了!三年前就有文件，你们捂着不传达，就连我们这些为你们卖命的人都瞒着，等老子超生了俩娃子，你们现在要算旧账，要重罚!……
贾红旗接着说：“完全可以预料，今年收罚款跟前几年收税金一样艰难，非得采用强制的手段。强制的手段肯定会出‘极端’，这一点在座的要有心理准备。我不是搞‘计生’的，但我知道抓好了罚款，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民生，都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这次收罚款党委决定由公社妇女主任李兰英同志负责，李主任做了二十多年的妇女工作，很有经验。收罚款跟做妇女工作有直接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李兰英一定要吸取贾红岭的经验教训，注意工作方法，不要将矛盾激化。下面请李主任发言，让她介绍一下这次外出学到的经验。”
在李兰英未开口之前，贾红旗瞅了贾红岭一眼，这位武装部长率队收税时与一位极有狠气的退伍老兵发生了口角，结果被人家用钎担将大腿扎了个透亮，在县里住了俩月，前不久才出医院。伤口虽然完全愈合，但留下了后遗症——只能像瘸腿的狗那样行走。此时贾红岭闭着双眼，右手不停地摸着额头，愁了眉头的他心里真不知想的啥。
李兰英在公社领导班子里属三朝元老，究其原因，除了她在“上面”有极硬的后台，就是她有一副极具征服力的面孔。李兰英长相虽然说不上国色天香，但她骨子里有一股超凡的骚劲，那股“回头一笑百媚生”的吸引力，为此区里好几位精英人物的小命丧在她手里，七零年时任前湾公社妇女主任的她，不到三十岁，但已结过三次婚：第一个男人是区中学的校长，结婚时校长给她买了块“海鸥”牌手表，没两年校长去世了;第二个爱人是区卫生院的院长，结婚时院长给他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没几个月院长病故了;第三个相公是区兽医站站长，结婚时站长给她买了块“宝石花”牌的手表，没几天站长翘了辫子……李兰英的这段绯闻当时在插队落户的知青中成为笑料，“这个女人身上的阴气太重，一般的男人‘火’不够，受不了。”“这种克夫的人适合做妇女工作”……现如今五十岁的她正是“赛狮子”的年龄，“收手表”的事她不再干了，但她的雌心不减当年。
“刚才书记讲了计生罚款的经济意义，但这远远不够。”李兰英是公社领导班子里唯一敢对书记品头论足的，“计划生育是根本的国策，是长治久安的保障，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其重要性拔多高都不为过。对领导干部来说，计划生育是第一位的政绩”，说到此，李兰英用她那双妩媚的杏眼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但她很快发现，“政绩”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村级的书记和民兵连长的仕途已走到了头，用“政绩”来引诱他们心底迸发出升官发财的欲望，那是梦想。但不管咋地，李兰英还是举例说明了政绩的重要性。
“山东有个冠县，县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省排倒数第一，被省里亮了黄牌。形势所逼，只有变倒数第一为正数第一，才能保住‘一把手’头上的乌纱帽，今年4月26日，县委书记曾昭超推出一个‘百日无孩’运动——从5月1日至8月10日期间，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你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不管你是第一胎还是第二胎……也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强制流产!你们瞧瞧，多强硬的爷们!多强硬的手段!我佩服这样的男子汉。”讲到这里李兰英稍作停顿，人们从她变得兴奋的眼神中，看到她大脑里转得飞快的盘子中间，摆着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是梅花……是英纳格……还是雷达?外人看不清楚，总之，此时她身上的荷尔蒙大发。对这些没有丝毫兴趣的人讲完了政绩的重要性，这位女强人便向大家介绍她外出取到的经。
“河南的工作总是走在我们前面，收农业税如此，抓计划生育也是如此。前不久县里组团到河南参观，街上的大标语让人耳目一新，相比之下，我们的思想落后十万八千里。请你们拿笔记下来，回去找差距。”看到在座的准备好了，李主任便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第一条，宁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第二条，投井不救人，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第三条，宁可家破，不可国亡。第四条，宁可错扎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第五条，宁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第六条，执行政策要坚决，绝不允许多生孩……好了，好了，苔瓜(指河南人)的这几条足够我们受用的了。我建议：本公社所有的村庄，都要在墙上屋顶上用白石灰水刷这些标语。文革期间有个‘红海洋’，现在我们要整个‘白海洋’，目的一样样：大造舆论。”说这六条标语时李兰英仿佛当年的慈禧太后，每下一道圣旨就用拳头上的四指狠叩一下案子，每敲一下她眼里便闪出一道母狼才具有的凶光。在座的无一人敢与她对视，哪怕千分之一秒：她那冰山似的寒气，瞬间把你拳头大的心脏冻得冰冰凉。听了这话，大黑知道自己此番在劫难逃，他绝望得没有脾气了。丢官是肯定的，这个“民兵连长”可淡球，不当也罢。最要命的是超生罚款，那可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巨款啊!就是拿铁铲把我祖宗三代与亲朋好友的地皮刮个遍，也借不来那多钱。哎!完了!完了!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由着他们砍吧!想到这里，大黑艰难地站起身来，独自一个走出了会议室。
以李兰英挂帅的工作队，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收罚款，乡里为工作队成员配备的武器已由光溜溜的青竹棍改为一头带刺的狼牙棒，这种制式的家伙三是专门对付刁民的，对狗毫无作用：因为前几年的收税已让人类的朋友狗变得乖巧起来，每当一二十人的工作队手拿棍棒耀武扬威地开进村庄，它们便蹲在路边，无可奈何地眼瞅着自家的主人受人欺侮：主人的猪羊被牵走，主人的房屋被拆垮……有人瞅见此时狗也会伤心地落泪。
工作组开进了大黑家的院子，已经整出了套路的这班人马一进院子便按既定的程序展开，曾家湾大队的曾书记从大黑家的堂屋里搬出一把像样的椅子，将它安稳地放在院子中央，先用嘴吹吹上面的灰，再用袖头来回擦几次，说声“主任请”，有点洁癖的李兰英才一摇三晃地走过来，由曾书记搀扶着慢腾腾地坐下，祝家湾的大队书记贾世才毕恭毕敬地递上“花名册”，李兰英便对罪犯验名正身……
工作组一开进院子，一位身穿打着补丁的军装、挎着军挎包、身材高大的汉子便四处张望，当他的目光落到东厢房那根出头的椽子上时，便喜上眉梢，乘人不备，他将挎包挂在上面后便不动声色地站到一边。李兰英问，“贾开华，你承不承认超生了两胎?”大黑干脆地回答，“承认”。“那你也承认该罚款四千玖百零肆块钱?”这回大黑极不爽快;“我不承认又能咋法?你想罚就罚。”“有钱交罚款?”“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得到这样的回答，李兰英便冷酷无情地对站在一边待命的手下说，“按我们的规矩办。”她一挥手，众连长便不紧不慢地到拖拉机上拿拆房子的利器——长抓钩。这时那位身材高大的汉子大喊一声，“各位连长请稍息，让我来打头阵。”说罢手执带钩的长竹竿，将东厢房屋顶下沿的灰瓦挖破了一行，最下边的那根檩子便露了出来，他将钩子钩住檩子的东端使劲地拉，连叫了三次劲都没拉动。李兰英见状挥了挥手，“去几个人帮他一下。”几位民兵连长走了过去，几把抓钩着力在一点，几位连长一齐喊，“一二三”，檩子的东端被拉出来了，瓦片纷纷落下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枚炸弹：那个挂在离地面近两米高的椽子端的挎包，“恶狠狠”地摔在地上，里面装的石灰粉像毒气弹似的弥漫了整个院子，一瞬间工作组的黄种人全部变成白种人。闻过硝烟、阳刚十足的民兵连长尚且咳个不停，无比娇嫩、阴气极重的妇联主任绝对有窒息的感觉。石灰弹爆炸时李兰英从椅子上一弹而起，快步走出院子，喘了好大一气后，她一把抢来了曾书记头上的棉帽，用它不停地拍打自己黑头发上的、锻子袄上的、绣花鞋上的白石灰粉，忙活了好一阵，收拾得差不多后她猛地一跺脚，气冲冲地说，“穷鬼!倒霉!下一家。”
当众人狼狈不堪地逃走后，院子里只有两个人站在原地岿然不动——大黑和那位带头扒他房子的人。这位身材高大的人先开的口，“开华，我是贾红善的亲弟弟，我叫贾红良。现在是十梯村的民兵连长，我也是转业军人。使命在身，对不住了，战友。”说罢对大黑规打规矩地敬了个军礼。大黑的眼水好足呀，一瞅便知道他的好意，大黑双手一抱拳，“战友高抬贵手，谢谢了!”
第二天下午，乡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贾红旗吹胡子瞪眼地大发脾气，本来贾书记对李主任收罚款抱着厚望，可今天早上听到贾世才打来的小报告，他心中的那捆干柴又燃烧起来，怒火烧到极点他就开始发泄了，他紧握拳头使劲地捶了一下桌子，面前的杯子盖极不情愿地蹦了起来，贾红旗用他那特有的大眼在这群已十分疲惫、且十分厌战的部下脸上扫视了一遍，用一种既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的语气说，“李兰英呀李兰英，你上山东去河南取的那些经有啥用?依我看球弦不沾!昨天你带一二十号人忙活了一天，收回几个钱?邓小平说，“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你们只有收到罚款才是好干部。哎……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思想右倾：既然中央把计划生育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你们为啥不能用对付阶级敌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超生就是坏分子，不交罚款就是阶级敌人，是敌人就不能手软，脑子里要紧繃这根弦，你们手里还得拿起武器。火力最猛的、英国人制的马克泌，射程最远的、日本人造的三八大盖，我提供不了;但我能为你提供老前辈使用了上千年的家伙三：能干净利落地砍断胳膊的鬼头刀，能把大腿扎个透亮的钩镰枪!”话说到此，贾红旗那牛蛋似的大眼里喷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在座的人仿佛从他的左眼里看到了男人血淋淋的头，从他的右眼里看到女性白刷刷的乳房……日本鬼子进村，惨不忍睹!
“哎唷，你们这些人啦……说傻，一点不傻，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贾红旗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稍许停顿，最终他心底的狠气还是没压住，“嗖”的一下冲到了天灵盖，“实在没法，我只得下死命令，以后拆房子你们别耍花拳绣腿：一溜三间，只拆东厢房，那是右倾，因为另外两间还能住人;只拆西厢房同样是右倾，因为另两间同样可以住人。要拆你就给我扒中间的堂屋，两边的你不扒，它自己会垮。这叫啥?这才叫完全彻底!同样的，拆预制板盖的平房也有最佳的方法：隔一块拆一块，这样他没法修，只能重建。人啦，凡事‘一不做，二不休’，要做就做好，做绝。日他姐，收罚款就这样干，我说了算……。”
四十四、苛捐杂税
“肖叔，我自己的故事讲完了。”酒劲上来的大黑朦胧着双眼看着肖卫国。“讲得好。大黑，你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粮仓里的一粒米，很有代表性。从你跌宕起伏的经历中我看到农村基层干部的两重性：既受上面的迫害，同时又欺压苍生。但干部不同于黎民百姓，见到的事情多一些。你能给我讲讲，在那么重的苛捐杂税下，普通的社员是怎样生活的?”凡事都要刨根问底的肖卫国毫无睡意，他已经作了彻夜长谈的准备。“肖叔，不是我驳你的面子，你找我调查税收，那是‘盖房请来箍桶匠——找错人了’。说个笑话，到现在我还不清楚土地税是咋定的，同样一亩地，交税的多少大不一样。为啥?不是大黑笨，我当了十年兵，就缺那一课。还是歪叔看得全面：有关税收的事你找贾红原;有关计划生育的事你找雪云。好了，好了，肖叔，对不住了，我的瞌睡是‘三十晚上办年货——来……来……来不及了’。”说罢他身子一歪，倒在沙发上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肖卫国和大黑来到邻居贾红原家，没多大一会，老歪也来了。多年不见肖卫国的贾红原又是泡茶，又是上烟，亲热得不得了。当肖卫国说明来意，贾红原一脸的笑容，仿佛大海欢腾的浪花随着退潮，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沟壑纵横的皱纹。“小肖，你搞社会调查，找我算找对人了。如今还能用数据说话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但我算一个。请等一下，我拿东西给你们看” 说罢，红原转身走进卧室，打开箱子，扒开一层层的衣服，从箱底拿出他珍藏了多年的账本，在红原进卧室取账本时，老歪对着大黑和肖卫国说，“联产承包后没几年，小队的会计曾修理便把家搬到区上开油坊了，他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身板真不适应干农活，修理走后，队上的会计便是红原，要讲收税交费，他是权威。”
贾红原将手里的一摞资料放在桌子角上，随手取出一张40公分长，30公分宽的大报表，仿佛参谋人员给部队首长安放一张作战地图，小心谨慎地把它平铺在小方桌中间，《湖北襄阳新寺祝家湾村一组99年合同表》，这一醒目的标题瞬间闯入肖卫国的眼帘，好家伙!99年!这是名为苛捐杂税的猛虎在农村极凶残，最嚣张的一年。
此时肖卫国关心的是“税收”有多少名目，表格前面社员家的“基本情况栏”，他粗略的扫了一眼，目光马上移到占表格四分之三的“税费”家族的花名册上。“三税”，“三提”，“五统筹”，加上后面的“生产共同费”，“防疫费”等，用指头点着数共十七种，“这多?!”肖卫国发出了惊叹，“后面还有一页”，贾红原马上纠正肖卫国错误的判断，当他翻到后面一页时，上面又有六只大黄蜂用毒针扎了一下他的瞳孔，“乖乖隆的龙，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可不是个小数目!他仿佛看到户户的社员背上驮着23块红砖，一块八九斤，也有百十斤，壮实的男人被压弯了腰，当家的妇女被压得吐血，小娃子被压得奄奄一息……。
“红原，你能详细地给我讲解一下这二十三条吗?!”顾名思义，应该说从字面上肖卫国看得懂每一条的含意，但他担心这些税费之间是否存在他弄不清的关系。“行啦，”红原爽快地答应了，“那我按前后顺序讲。这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三税)是国家的税种，得分文不少地交给中央财政，皇帝老儿的贡品谁敢动?这公积金，公益金，行政管理费(三提)是村委会的提留，没有这笔款子队委们两手空空。抓虾还得有张网，没钱……他们的吃喝都成问题。教育附加费，军烈属优抚费，计划生育费，公路养护费，民兵训练费(五统筹)，这些是乡镇基层行政组织征收的项目，贾红旗在乡大会上多次信誓旦旦地说，‘五统筹’里的每一项我们都立有单独的帐，纳税人交的钱我们不会挪用一分，请大家放一万个心。可乡政府旁的那两家餐馆日进锭银，月入斗金，生意好得不得了，有目共睹，常在那里吆五喝六的是乡政府的官员。如果说“三税”是阎王的酒钱，那“三提”是牛头马面的烟钱，而‘五统筹’是小鬼夜叉的菜钱。哎唷，大管家朱镕基总算说了句人话：‘国家的财政被下面吃空了’。”贾红原喝了口花红茶，以此熄灭胸中的怒火。
“红原，教育集资费派啥用场?”肖卫国不等贾红原停顿，他接着发问。“贾红旗在乡里的大会上多次叫嚷，‘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由此各个大队的小学由原来干打垒的墙改成了红砖墙，由茅草顶改成灰瓦顶。没过几年又改建成二层楼的平顶房。村民们每年交的教育集资费都被他们用于校舍的升级换代。这些当官的不知咋想的，人都往城里跑，小娃子越来越少，盖那大的学校干啥?大黑家对面的那栋十八个房间的二层楼，当年就是大队的小学，现如今没有一个学生娃……房子闲着，垮得更快，村委会将它租给一位外地人养兔子……”
老歪打断了贾红原怒气十足的讲话，他想用有心者眼见的事实，向肖卫国指明教育集资费带来的副作用。当然，他也力求揭露其核心处的黑暗，但任何人观察事物都有局限性，别人脸上的疤痕显而易见，可别人肛门边有无痔疮，你只能凭空猜想。“那些年学校每改建一次，奠基时乡里的领导必来吃一餐，完工剪彩时这帮人又来喝一顿，中间至少来检查两次，少不了要摆两回场子。那时的吃喝成风，大小官员像饿牢里放出来的囚犯：新任干部，喜吃;工程上马，庆吃;上级来人，陪吃;晚上开会，夜吃;提留完毕，祝吃;征购结束，贺吃;表彰先进，傻吃。那时大小官员有个共识，有机会你就吃，不吃白不吃。”
待老歪的插话讲完，贾红原接着他刚才的话题往下说：“这‘三税’，‘三提’‘五统筹’，咋说还有点歪名堂，下面的十二项收费越来越离谱了。啥子‘生产共同费’‘农业开发费’‘果树服务费’‘防疫费’，还有这个‘人工降雨费’，应该说‘三提’里的‘公积金’‘公益金’包括了它们。再把它们单另单立个项，明显地重复收费。”贾红原想抽口烟换换气，“迫不急待”的肖卫国又向他提出新的问题，“红原，风调雨顺的年头也收‘人工降雨费’?”“收!”红原回答的很干脆，“当年定这条规矩时贾红旗是这样解说的：‘我们这是山区，怕旱不怕涝，每年收人工降雨费完全应该。没收你排涝费就格外开恩了’。” “哪防疫费呢?不发瘟也年年收吗?”肖卫国追着问。“收!”贾红原的回答还是那么干脆明了，“当年贾红旗是这样回答村书记们的问话：‘你人不发瘟猪还不发瘟?猪不发瘟鸡还不发瘟?好几种瘟我只收一种防疫费，一点都不过份’。”“哎……”肖卫国长叹一气，“碰上这种歪究的领导，户户的农民有啥法?”
“还有，”贾红原翻开《合同》的第二页，指着水费说：“小肖，你做梦都想不到用水还要收费!”“挑井水吃也要收费?又不是自来水”，肖卫国大惑不解。“可不是，贾红旗是这样解说的，‘水越用越少，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资源，适当地收点费也是应该的。你们知道北京的水啥价?十斤稻谷你换不来十挑水。再说国家出钱给村里每口井翻了新，投了资收点本钱难道不应该?收水费是让农民长记性，管你是农田灌溉还是人畜饮水，都要适可而止。’哎唷，过去人们常说‘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国民党对农民到底收多少税，我想不会超过二十三条。当年反对交水费时老太是这样说的，‘雨从天降是老天爷的恩赐，跟你村委会有一分钱的关系?即便交水费也不能给乡政府，专款专用，我们在小东山修个龙王庙，烧香磕头谢老天爷’。” “种庄稼要交土地税，饮水灌溉要交水费，赶明日呼吸还要交氧气费。真他娘的混帐透顶，不让老百姓活了。”老歪满腹的牢骚。
贾红原指着“办事处三员补足费”一栏说：“乡政府的电话员，治安员，炊事员嫌收入少，要村民给他们‘补差’，你瞅，每户一年五块二毛五分，全乡(1984年公社改乡)两千户只少不多，一年下来至少收一万块钱，三个‘员’分分也是笑眯眯的。‘三员补足费’是一户每年交的钱，而‘老干部与代课老师补足费’是人平每年交的钱，也就是说一户有几个人就交几份。这老干部与代课老师也来薅农民的羊毛，可见这二‘老’的良心也被狗吃了。接下来是‘合同签证费’，每户七块六毛八分钱，鬼知道他们一年签多少合同，就这个数，阎王的指标，你就得交。”
贾红原知道他一闭嘴肖卫国就会发问，好在待讲的税费只有两条了，讲完了才能安逸地坐着抽烟喝茶，“‘书报费’我家每人每年六十六块，五个人就得交三百三十元，可一年到头我们既没收到一本书，也没收到一本杂志，更别提一天一张的报纸。可你去乡公所瞅瞅，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书报架，什么钓鱼的书籍，旅游的杂志，养身的报刊，比比皆是。再看那些办事员，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我们交的‘书报费’被他们拿去买了打发时光的糖果点心。这最后一项‘渠道维修费’，顾名思义就是清理山坡上那条灌溉渠的费用。联产承包后这条渠就没人管了，老队长不精究谁操这份心?这渠荒废多年了，可至今仍在收‘渠道维修费’。”贾红原的话说完了，他展劲地吸了一口烟，妄图用“香烟”把肚子里的浊气置换出来。
二十三种税费让大黑越看越气，“肖叔，你把我大黑当只麻雀，解剖了我，户户的社员当年生活的艰难便一目了然。红原，麻烦你用计算器帮我算算。”大黑指着他名下的那些数字说：“农业税282块，特产税275块，水费274块，另外的二十种税费暂且不算，仅这三种税费，我交了多少钱?”大黑的话音刚完红原就报出了得数“831块”“当年稻谷多少钱一斤?”“一毛一分五一斤”。“交这三种税费我得卖多少斤稻谷?”“这个简单”不到三十秒红原便给出了答案。“七千二百多斤。”“巧!当年我承包七亩两分水田，每亩打一千斤稻谷，刚刚够交这三种税费。肖叔你瞅，”大黑指着最后一栏“上交合计”说“九九年我需上交的各种税费合计1755块零2分，不算山坡上种的那些桃树的收益，我种庄稼的钱只够交一半的税费。这还不包括种庄稼的成本——种子、农药、化肥等。肖叔，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两手空空不说，还欠一屁股的债，惨不惨……我的肖叔耶，你们城里人谁知道?”大黑眼里的怒火由悲伤所代替，仿佛灶里先填的是易起大火的枝叶，现在换成了火小但经熬的树兜。
四个人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吃烟!喝茶!”主人贾红原企图打破这种令人心酸的局面，但他后面的话使这屋里悲伤的气氛更浓厚了，“那年我全部的收入还顶不了那二十三种苛捐杂税，我养的那头二百多斤的猪被他们牵走才算了事。”说完这话，那年收税的工作组赶走他的猪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多肥的一头猪啊，原指望用卖了它的钱过年。
“红原啊，你这张表到现在我还没看懂，啥子比值，啥子总产值，搞得人像喝了半斤酒似的晕头转向，”大黑坦白地说出憋了多年的心里话。大黑服了，红原便顺势摆起了谱，“大黑，你小学毕业，当然看不懂化学元素周期表……”“我大专毕业，但我也看不懂这张表”，肖卫国打断了红原的话，并提出了疑问，“比方基本情况里的‘家庭总产值’，最少的贾红才，一百零三块，最高的贾开明，七百七拾一块八，我搞不懂，为啥产值这么低?而且悬殊这么大?”
“嗯……这下问到根子上了”，贾红原是这张表格的编制者，他当然希望队里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名下各项税费的来历，特别是与别人数量上的差异。谁要说‘看不懂’，他便毛焦火辣：认为是对他这位本村最高学历——唯一的高中生的蔑视。但肖卫国例外，因为他是城里人。城乡是有差别的，就像夏天的走暴：田埂这边大雨倾盆，田埂那边地干得炸裂。
“大黑，你缺这一课，分田分地时你在部队当兵，情有可原。小肖是局外人，不清楚可以理解。老歪肯定知道这张表的底细。”看见老歪点了点头，贾红原便对二位提的问题从根本上进行解释，“表格里的‘总产值’是八一年包产到户时你承包的那块田地的产值，你把这个表里的每户的产值加到一起，便得知当年生产队的总产值是一万五千多块钱。而当年稻谷的收购价是七分多钱一斤，算算，队里一年收近二十万斤稻谷，这个数就是咱队当年的生产力。分田分地前生产队对所属的每一块田地都作了估产：哪一块水田产多少稻谷，哪一块坡地打多少小麦，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数——比值，比值就是你当年承包田地的产量与生产队总产量之比，如果你的比值是百分之三，以后上面收生产队的各项税费(户平的除外)你得交百分之三。如果你的比值是百分之一，你得交百分之一。大黑你瞅，你的总产值是红才的五倍，各项税费也是红才的五倍，就说农业税吧，你是280块，红才是56块。书报费你家人平60块，红才家人平12块，分田分地是抓阄的，你抓到好田，你交的税多，你抓的孬地，你交的费少。大黑，我嚼了半天牙巴骨，你这榆木脑袋开窍了吗?” “这一讲我算搞清楚了。咋说咧，醍醐灌顶吧。”对着家门的叔，大黑表现出少有的羞愧。肖卫国瞅了一眼老歪，老歪补充了两句，“是这样的。当年你不想多交税，你可以找人换一块差一点的田地种;如果有人不想种庄稼，你种他的田地也行，只要你帮他交各种税费。小肖，有一点得向你说明，联产承包时只有土地税。往后逐年增加，今年加个这‘税’，明年出个那‘费’，每年都有幺蛾子，最后竟整出个‘合同签证费’。纵观农村税费的发展，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是从无中生有，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九九年达到顶点——二十三种。随后‘物极必反’，两千年开始，一亩地只收一百块钱的土地税，其余的全部免了。哎唷，昏睡了二十年的老天爷，2001年总算清醒了，可他睁眼一瞅，咱祝家湾大变样了，五十几户的小山村现如今只剩咱七家人……老天爷要是有情人，他会潸然泪下的。”“老歪，你的话蛮有哲理，我爱听。”肖卫国真诚的一句赞扬使老歪打开了话匣子。
老歪越喷越来劲了，“有些事越搞越复杂，像税费，越搞越多。有些事越搞越简单，如农民种的指令性的品种越来越少。刚开始联产承包时，庄家户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啥都得种——国家下达给生产队的各项指标不折不扣地分解给了个人。”老歪从桌子上随手拿起一本1986年的《合同帐本》，第一页上写着生产队全年的上交任务，“粮食39760斤，其中小麦30740斤，稻谷9020斤。油脂共175斤：其中菜油95斤，或交菜子315斤;芝麻油80斤或交芝麻174斤，皮棉4400斤，种植面积42亩，烟叶种植面积19亩。由此可见，当时是计划没有跟上变化，生产方式回到解放前了，行政手段还停留在人民公社。可这种小敲小打的种法农民肯定不愿意，咋搞?心眼小的人鬼点子多：结果张家帮李家种芝麻，李家帮张家种棉花……生产队睁只眼闭只眼，管你咋搞，完成任务拉倒。小得不能再小的个体农民在‘摸石头过河’的指令下熬呀熬……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并日益壮大，私人资本允许下乡收购农产品了，农民指令性的种植品种才逐步取消：最先取消是烟叶，随后是棉花，再往后是油料。现如今粮食种不种可淡球，政府只认一头——该交的税费你一分不能少。哎唷，九九归一，宇宙的真理。这些年，种这种那，这税那费，最终不都归结到一个‘钱’字上了吗?但钱不是个好东西，在我老歪眼里它就是王八蛋。为了得到它，好人能变坏人，坏人变得更恶。”老歪的话讲完了，他的双眼盯着肖卫国，准备回答这位社会调查者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
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不是天寒地冻就是暴雨倾盆……昨夜与大黑的长谈仿佛让肖卫走进了气象局，察看到了那个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但他更关心的是，在苛捐杂税这只狼，计生罚款这只虎的威逼下，老实勤奋的山里人是如何生存的?“老歪，那时的社员明摆着交不起名目繁多的税费，但一家老小还得生活下去，他们该咋法?又能咋法?”肖卫国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名词来称呼村民，他还延用‘社员’这个早已不存在了的称谓。
“过好日子叫享受，过一般的日子叫混，过艰难的日子叫熬。”老歪讲完哲理又回到实际，“那个年代咱种田人就是在地狱里受煎熬。粮价是涨了点把，但农民深深地感到‘粮价涨分头，化肥涨角头，摊派长块头，种地没赚头。’小肖你看到了，大黑把全年的收成都卖了也抵不了那阎王债。你问咋办，算算只有三条出路：一条，借债还钱。找亲戚朋友借，只有借的，没有还的，再借自己都觉得人家的门槛变高了。再一个就是找‘农业信用银行’或者‘农业基金会’贷款。那时从金融机构贷款蛮优惠——不收利息。但有条件：贷款人不能超过六十岁，每人最多贷三万元。可以肯定，我们村里没有一户不贷款;同样可以肯定，我们村没有一户还过钱。不是说咱队上的人不讲诚信，‘富人的里子，穷人的面子’，实在没有钱啦。”“是的”红原补了一句，“欠人家钱，见面总觉得矮人三分。”
“这第二种活法，‘死猪不怕开水烫’，交不起各种税费社员只能硬着头皮扛着。红原家的猪被赶走了……我家的粮柜被清得光光的……大黑的房子被扒过。我们三家都被苛捐杂税这凶狠的虎狼咬得遍体鳞伤。惨啦……”“歪叔说的实话” “老歪讲的一点不假”，大黑与红原都认可了老歪的说法。
“这第三种活法：‘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背井离乡。人啦，不到万不得己，谁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老队长搬家的头天，在村后他家的祖坟前磕了几个头，站起身来时已是老泪横流，他的嘴角抽搐了好几下竟没吐出一个字……千言万语堵住了他的嗓子眼。老太离开祝家湾的情景也是感人泪下，送行人的心情无一不是沉甸甸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既有贾姓的子孙，又有曾姓的友人。当这支‘哭丧’的队伍走到简冲地界时，走在最前面的老太跪下了，她朝着祝家湾磕了三个头，然后从地上捧起一抔沙土，将它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当她站起身来时跟老队长一样样：泪流满面，颤抖得说不出一句话。咱祝家湾一队鼎盛时58户，290口人，现如今只剩下咱们七户，14口人。最年轻的是小黑两口子，就那也是快有孙子的人了。眼瞅着咱这个小山村人丁凋零……伤人的心啦!’” “是的”红原接过老歪的话把，“我当了二十多年村委会的会计，每次做年终报表时心灵都要受到一次打击：今年德高望重的老太陈书英搬走了，明年和蔼可亲的老队长贾红章搬走了，后年咱贫下中农的主心骨、老书记贾红成搬走了，再后年‘双纳新’的后起之秀倪林昌也搬走了……多好的乡亲啊，每次拿笔把当年搬走的社员从花名册上划掉，我的心啦，就像插上了一把尖刀。”
“小肖，关于苛捐杂税我再补一句，这样你才能看得更全面，否则你的调查有局限——因为你是管中窥豹——仅看到事物的外表”，为了让自己的兄弟了解更多，老歪接着说：“村委会天天逼社员交费，这不假;但乡里月月逼村委会纳税，这也不假，那时村民穷得像块海棉，里面不光挤不出一滴水，连点湿气都没有了。而乡里的干部个个似黄世仁，带着狗腿子穆仁智见天下乡逼债，那时队委会的干部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工于心机的修理当时给队长老祝出了个馊主意：找信用社贷款纳税交费。如是头脑简单但有身蛮力气的老祝便隔三差五地请信用社的李主任喝酒，酒量本来就不咋地的老祝见天喝得醉熏熏的，走路晃晃神，田沟里他摔过三次，茅坑边绊倒两回，每次被人架回家时浑身不是脏兮兮的，就是臭拱拱的，老万清决过他多少次，可拿他没有一点门。头两年村委会还能贷款纳税交费，可搞着搞着信用社就看出不是那回事——村委会贷的款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从此村委会再也贷不到一分钱了。没钱咋应付黄世仁，难道非逼着身高一米八的老祝喝卤水自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心窟眼多得似蜂窝的会计修理发现：村委会不到信用社这棵摇钱树上的甜果子，可农民行。为啥我不整个‘曲线救国’——农民从信用社无息贷款，生产队高息从农民那借款……。至于那个代表国家收租的贾红旗，跟澳门开赌场的老板一样样，只认钞票——钱的来路一概不管。如是老祝这个威风凛凛的鲁夫，便以村委会的名义、用三分的高息向农民借高利贷。在先即使是无息，农民也不愿意从信用社贷款，因为早还晚还总得还。可现在天上掉下来个肉馅饼——只要转个手，凭空就能赚到三分的利息!何乐而不为?如是乎，老祝这个走投无路的莽汉便与在满天乌云下苦苦挣扎、苍天偶尔裂开一条缝、从那获得一线生机的农民签下一纸合约。哎唷，那时农村的人啦，总的来说……得过且过!”说完老歪用手抚摸了一下额头，想让那些繃得紧紧的皱纹舒展一下，但它如那段苦难的岁月，早已成了史书上的文字，永久地铭刻在上面。
“小肖，我知道你会问后来咋样了，我来回答你吧，”贾红原说，“我不扯野棉花，还是接着老歪的话说：农民有借无还……生产队有借无还……总得有人接盘。哎唷，苦了那些有菩萨心肠的人——‘农业基金会’‘农业信用银行’，这两家金融机构最终扛不住了——宣告破产!”老歪接着他的话把：“地藏菩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的豪言壮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下好了，应验了。”
“毛泽东时代我们是个微不足道的生产队，年产二十万斤稻谷，时值不过一万五千块钱，可那时生产队‘富得流油’：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分田到户才短短的二十年，我们一队竟变成了‘破落户’，穷到啥地步?我给在座的泄漏一下惊天的秘密，”贾红原打开桌子上那个最大的帐本，里面的弹簧夹子夹着大小不等、质地不同的厚厚一沓帐单，“这些借条我用算盘打过，用计算器敲过，不知整过多少遍，一个数，绝对不会错：十七万三千五百元整!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有价借条，早已变成了废纸一堆，为啥?你们瞅瞅，打借条的老祝死了好几年，你能上阎王殿找他还钱?而债主为啥不催着要?因为他一手给信用社写贷款单，一手拿村委会开的借条……他没经手钞票!哎唷，这一沓废纸好好装订一下就是一本能传世的名著，它记载着那个年代的痛苦与辛酸，记载着那个年代的悲哀与无奈，同时还记载着那个年代的无耻与龌龊……让这些借条与世永存吧!”
红原的话说完了，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肖卫国，看这个社会调查者还有什么疑问。肖卫国放下手里作记录的笔，闭眼略思了片刻，当他睁开眼时，便把刚从心底搜索出来的那个问题从口里吐了出来，“‘打白条’，这是分田分地后从农村产生的一个新名词。这个词从兴到衰也就几年光景，但它身上打着时代的烙印。说实在话，这些年我们城里人对农村发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孤陋寡闻，估约末十之八九的人不知道‘打白条’这个词的典故。因此，还得请你们给我讲解一下这个刚放进陈列馆玻璃柜中最不值钱的古董。”
听完这话，大黑和老歪的眼睛又齐刷刷地从小肖脸上转移到红原脸上，因为这个问题贾红原有绝对的发言权。“嗯，这事只有我讲得清楚”，贾红原当仁不让，因为小队改为村民小组后，他当了十多年的会计，不知经手过多少白条。“小肖你知道，工人要生活就得有现钞，而他们钞票唯一的来源是每月领一次工资。农民要生活也得有现钞，而他们钞票的主要来源是每年卖两季粮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粮食市场还没对资本开放，国家的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粮食，只能卖到乡镇的粮管站。扳着指头算算‘打白条’应该始于1989年，那年全国的粮食大丰收，这对以种庄稼为生的农民本是件好事情，可卖粮对他们来说很艰难：一大清早，庄稼汉不是用车拉就是使肩挑，将晒干扬净的稻谷运到乡镇上，粮站还未上班，他们便在门外排起了长队。八点钟，粮站的大老爷们吃饱喝足后，等待已久的农民依次走进那扇跟‘收租院’差不多的大门。那时粮管站的工作人员多厉害呀，谁都敢训斥，六七十的大爷在他们眼里都是孙子。对农民卖的粮食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渣滓太多’，就是‘湿度过大’，目的只一个：压低农民的粮价。好不容易过了五关，斩了六将，磅完秤就要点钞票了，从进院子起那颗揪得紧紧的心也该舒展一下，那张忧愁了一年的苦脸也该眉开眼笑了……可粮站的工作人员交给农民的是一张极普通的纸条，而不是他们盼望已久的甩起来格崩响的钞票。纸条上写着：今收到×××生产队×××卖的稻谷多少斤，或小麦多少斤，折合人民币多少元，以此条为证。下面盖有粮管站的公章，和经办人的私印。然后粮站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牢骚满腹的卖粮者解释，‘老乡，这张欠条请你保存好，一但我们有了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来兑现。实在对不起，今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很糟，通货膨胀，银根紧缩，我们粮站从银行贷不到款，只能打白条。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一切会好起来的。’那时粮站是国营的，还有诚信：钱紧张就打个白条，不紧张就支付现金，总之，要不多久会还给你，再说那时农民上缴的税费也不多，过得去也就拉倒。可过着过着就变味了，九十年代打的白条与八十年代打的欠条竟有天壤之别。小肖，我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你应该看到‘不得了’。究其根本，是九十年代农民上缴的税费越来越多，多到农民承受不了了!农民不愿交、交不起，甚至抗税。最上心的是谁?当然是乡镇的领导，因为‘完成税收’是‘一票否决’的任务。怎样迫使农民把卖粮的钱用来缴费纳税，乡镇的领导为此想破了脑壳，最终他们与粮管站的负责人沆瀣一气，端着酒杯设计了一条阴谋诡计。农民继续到粮站卖粮，粮站再次打起了白条，但这次的说辞不一样了，‘这张欠条仍然是有价债券，但不由我们粮站偿还，你拿此条找你们村委会的会计兑现。’打那以后隔三差五的有人到我这交条子，可我哪来钱给他们变现?我只能带着厚厚一沓白条到公社粮站，瞅他们咋处理。粮站对面就是乡政府的办公楼，一个电话，分把钟贾红旗便站在我面前，‘你是祝家湾村委会的会计?’我回答‘是的’。‘那好，乡里的会计马上就到，你们俩一起办公事再好不过’。贾红旗正在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李会计背着一个军用挎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帐本，粮管所为我们腾出一张办公桌，李会计当仁不让地坐在椅子上，“你是祝家湾村委会的会计?” ‘嗯。’我点了下头。他从包里拿出个大本本，翻到我们队的花名册，‘拿过来’，李会计向我伸手要东西。‘啥?’‘粮管站打的卖粮的白条。’‘我忙从包里拿出一沓白条递给他，粮管站的王站长递过来一把精致的大算盘，李会计拿在手里一晃，‘啪啦’一声，珠子归了零，他指着第一张白条说，‘贾红兵的?’‘是的’，我应了一声。他左手指着花名册，口里报着数，右手扒拉着算盘’‘贾红兵，三税’共1283块2毛2，‘三提’共217块6，‘五统筹’共191块4，生产共同费’……‘教育集体费’，二十三种税费算下来他该交2414块3毛8分钱。你这张欠条上写着他卖了四千斤稻谷，每斤五毛五分五，共计2220块钱。他要把所有的税费抵完，还倒欠194块3毛8分钱。’‘那你说咋办?’我一下子搞蒙了：原本是来收债的，现在变成还钱的了。李会计深吸了一口烟，他的脸色立马阴沉起来，那双三角眼闪着令人胆寒的凶光，这位财神爷瞬间变成了阎王，‘乡政府的意见是这样的，他抵交的部分我下帐;他欠交的部分记在你的本子和白条的反面，村委会继续催收。至于采用什么手段，是牵猪还是赶羊，是清仓还是扒房，你们看着办。总之一句话，要把税费一分不少地收上来，你得使铁的手腕!’小肖，看到了吧，那年头当农民多难哟，贾红兵家六口人，承包了六亩二分水田，满打满算一年收七千斤稻谷，留三千斤口粮，卖四千斤余粮，种点蔬菜，喂点鸡子，在你们城里人眼里小日子还算舒坦，可卖那多的粮食没拿回一分钱，反倒欠人家一屁股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还要赶你的猪，牵你的羊，抢你的口粮……明年开春还要买稻谷种，买化肥……哪来的钱罗。这日子实在没法过，过罢年他家就搬到城里去了。”
有关苛捐杂税问得差不多了，肖卫国觉得该给这三位热心快肠的被调查者一点回报——给他们反馈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认为“互动”才能让“效果”达到顶峰，“据我收集的资料，农村的各种税费1999年达到了极值——23种，打那以后仿佛有神人相助，勒住农民脖颈的绳索逐年减少，2002年每亩的税费加起来不允许超过一百块钱，你们谁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大黑瞅了瞅他心中的权威人士贾红原，只见红原摆了摆手;红原无奈地瞧了瞧他眼里的“万事通”老歪，只见老歪摇了摇头，三个人的眼睛又不约而同地盯着肖卫国，那眼神肖卫国看得出，他们希望从他嘴里讲出时任国务院大管家的温家宝，是解他们倒悬之苦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位亲民的总理很俭朴——为了补一双鞋，跑遍了某城的大街小巷，如是肖卫国便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这三位善良淳朴的农民。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8月，地点在江西丰城，一位姓周的农民因不满当地政府摊派到农民头上名目繁多的税费，我估计……23种只少不多，否则他抗税的劲头不会像火山爆发时岩浆喷得那么高。这个一身正气的庄稼汉尽心地收集整理了一些之前中央和江西省委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然后自费印刷，在四乡八里的农民中间广为散发，希望唤起民众，抵制那些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税费。地方官员的耳目众多，得知这一消息，便说他是‘文革余孽’——想以发传单的形式煽动农民造反，便把他这个‘异己分子’带到乡政府‘办学习班’，第三天宣告他死亡了，并通知家人到乡政府领尸。在当地姓周的人家是大户，听到这从天而降的噩耗，他的儿女，他的兄弟姐妹，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姑舅老表五十多人组团到乡里讨个说法。在乡公所周家的男人高声怒骂，妇女则嚎啕大哭。乡公所的领导认为他们胡搅蛮缠，除了拒不接待，还派警员挥舞警棒将周家人驱赶出政府大院。公务人员恶劣的行为激怒了当地的百姓，受苛捐杂税压榨已久的农民揭竿而起，四个乡数万农民带着扁担锄头冲进乡政府，发了疯的人们从一楼打砸到二楼，将躲在办公室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乡长和飞扬跋扈惯了的数名乡干部从二楼扔了下来。就那还不解恨，愤怒到极点的农民又在院子里挖了大坑，将这几位摔得半死的孽障扔到坑里活埋了。他们用脚将埋人的松土踩得实实地，边踩边咬牙切齿地说，‘叫你狗日的永世不得翻身!’‘叫你狗日的永世不得翻身!’对平日里欺侮打骂他们的派出所所长和一名警员，失去理智的农民毫不留情，这下逮着机会了，拳脚加棍棒一阵乱打，分把钟他二人便一命呜呼。就那农民还不觉得解恨，因为胸中积攒的仇恨太深，他们又将派出所所长的尸体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一开始就觉得势头不对，乘着混乱他从人缝中溜了出来，骑上中学老师的摩托，一溜烟地逃往县城，慌不择路，两次摔进田沟。得到消息，当天夜里江西省委调动大批警力开赴丰城，对只会种田不会打架的农民进行武装镇压。县政府还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造反的罪魁祸首，传闻闹事的几个头跑到大山里去了。这件事影响极大，听说中南海边的怀仁堂震掉了几块琉璃瓦。8月31日，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必须参加，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会上先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强调：立即在全国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农业税。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了农业税。可以说，中国最古老的，长达2600多年的税种——土地税的消亡，是那位至今在百度上只能查到姓，而无法搜到名的豪杰用性命摧毁的。我相信，他的英名总有一天会刻在‘改开’的史册上，他的人格终究会受到全国农民的景仰。”
“小肖，你讲的真好!”老歪有点心潮澎湃，他知道他在给今早的座谈作总结，他的讲话十分严谨：“看来，哪个民族都有为民请愿的英雄。一个民族没有脊梁怎能站立起来?通过这事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社会的每一次改良，每一次进步，不要先视为当权者的大慈悲，应当先肯定是受压迫者，被逼得无奈造反的。正如哲人马克思所说，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哎……遗憾啦，这位秦朝的陈胜、宋代的晁盖，留给世人的只有姓而无名，甚至连牺牲的日期也无准确的记载。让我们这些景仰他的农民无法给他立块灵牌……每年他的忌日给他烧几柱香，表达我们的哀思……可怜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