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60天，是工业化260年来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一次大毁灭与大审判

目录

序      言

一、从2020年年初开始，全人类正式进入了“大瘟疫时代”

二、人类是否可以通过研发疫苗和新药来战胜COVID-19病毒？

三、中国式的抗疫模式对于全人类有什么样的伟大意义？

附录：倚天立：中国应该同海外同胞与华人众多的国家大规模合建中医方舱医院

四、中国是怎么打赢这场抗疫总体战的？兼谈全社会隔离条件下的巨大风险

五、哪些国家最有可能逃过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六、哪些国家未来风险较大？

七、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伊朗等国的风险性评估

八、美国若不能控制疫情爆发，任何金融政策都阻挡不了大崩溃如海啸一般袭来

九、在如火如荼的大瘟疫背景下，欧美列强已经失去了用战争来转嫁危机的能力

十、这场瘟疫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短期、中期影响

十一、2020年的这场大灾难，敲响了260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的丧钟

十二、对现代医学的伦理学批判

十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性颠覆暨一二十年世界政治版图瞭望

十四、新自由主义彻底沦丧，威权政治大幅度回归

十五、全球化1.0的最终解体，全球化2.0——中国化正式开始

序      言

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现实像一堵无边无际的黑暗高墙，向中国轰然倾压下来，全世界（甚至包括许多中国人自己）都以为，这一次中国在劫难逃，再也不会有上次“非典”那样的莫名其妙的好运气，中国一定会被砸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国力急剧下降，经济水平倒退一二十年。总之，被喋喋不休念叨了几十年的“中国威胁论”的诅咒，突然间有了几分应验的可能。

然而，2020年3月23日，当中国像一只凤凰一般，从大火燃烧过后的余烬中再一次站立起来的时候，却已焕然一新，美丽无比，而这个时候，当中国人放眼向洋看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大火早已燎原，蔓延向了整个世界。整个地球都像笼罩在了澳大利亚的那场山火之中，整个世界都像袋鼠、考拉一样在烈火浓烟中狼奔豕突，仓皇逃命。

然而，世界之大，除中国以外的数十亿人口的人类，却无处可逃。

庚子之初，地狱一般的未来向我们飞奔而来，来得如此之快，让全人类一时间眼花缭乱、头晕脑胀，这短短的60天内发生的事情，天天都有血火奔流，天天都有惊世惨剧，天天都有爆炸性消息，天天都是史无前例，天天都是反转与再反转，天天都有小人物变成大英雄，天天都有道貌岸然的圣徒变成骗子、强盗和娼妓。事态的发展让全人类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要说普通的升斗小民，就是许多大国的那些最高领导人，除了少数镇定自若、临阵不慌，绝大部分人都是惊慌失措，表现得狼狈不堪，有的麻木不仁、手忙脚乱，有的瞒天过海、自欺欺人，有的更是穷凶极恶、凶相毕露。

一个前所未有的漫长的黑暗时代，正在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笼罩而来。

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时间到底有多长。到今天为止，对于眼下的这场疫情，全世界估计还没有多少人来得及做一次深刻、全面而又富有前瞻性的理性分析，事态的发展，已经在各个方面无数次击穿了我们的想象力，由此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全世界正在面对一个人类踏进文明门槛以后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大毁灭。

今天，日本人还在一厢情愿地幻想今年夏天能顺利举办奥运会（其实，连两年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能否举办都无法判断），美国NBA只想暂停30天，欧洲五大甲级联赛只是临时推迟，但是，估计没有多少人想过，这些经典的体育比赛已经离我们突然远去，也许要在几年、十几年以后才会重返人间。

今天，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欧洲回来躲避瘟疫，他们以为躲完风头之后就可以再回欧美去继续求学、工作，可是他们哪里想得到，他们这次回到中国，很可能就是一次单程旅行，之后他们可能再也不能返回欧美去了，也许要几年、十几年过后，欧美的那些著名的大学才会重新打开尘封的大门。

然而，2020年年初的这场疫情，对中国来说，却有着自1840年以来非同一般的意义。

元月初七那一天，心情沉重的笔者本人通过研究媒体公布的全国疑似病例增长曲线发现，全国疫情已经显示出初步得到控制的迹象，而紧接着，又看到了中医药在抗疫斗争中的神奇疗效，那一夜，笔者本人激动得一夜未眠，终于意识到眼前正在经历的这场抗疫大战，是中国与旧格局主导者之间的一场战略决战，并且中国正在赢得全面胜利，只要经此一战，中国便正式登上了王者之座，战役之后，中国便是收拾山河，以中医药为战略武器来拯救全世界。

从1月23号开始，通过这60天的观察与积累，笔者隐约可以看出未来数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的一些变化趋势。

一、从2020年年初开始，全人类正式进入了“大瘟疫时代”

这场大灾难由新冠肺炎疫情开始。

疫情诱发了近260年来不公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冲突，就像是一场超强地震，但事态发展并不仅止于此，目前出现的各种景象，只是这场大灾难正式上演前的序幕。接下来，这场超强地震又会诱爆另一个危害更为严重、波及范围更广泛的超级火山，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场“超级地震”与“超级火山”所构成的超级灾难，将会在黑暗、动荡、贫穷、杀戮中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全人类将在这场血雨腥风的“大瘟疫时代”中惊恐万状，在苦难与痛苦中哭泣呻吟，只有劫后余生者才有资格盼望着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再度降临。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到来之际，那个平时以“人类教师爷”自居的山巅领袖美国，以及他身边的那群统治世界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表现出德不配位的自私、惊慌、胆怯、卑劣无耻和毫不负责。目前，我们且不说这场大瘟疫的来源是否与那位“船长”有关，但在那群不负责任的“船长、大副、二副”的自我毁灭之下，全人类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可避免地要掉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去。

目前，依照新冠病毒COVID-19凶残而狡诈的特性来看，人类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可以预料，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整个地球都会在COVID-19及其各级变异后代的轮番进攻的滚滚狼烟之中瑟瑟发抖。

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人类的生存很可能会进入这样一个模式：

1、病毒以“候鸟模式”在南北半球之间来回流行传播。第一年的10月、11月——第二年4月、5月，病毒（冬瘟和春瘟）在北半球肆虐，而第二年的4月、5月——第二年的10月、11月，病毒（夏瘟和秋瘟）在南半球流行，到第二年的10月、11月——第三年4月、5月，病毒又回到北半球蹂躏，之后再去到南半球，整个地球就在这种周期性的痉挛中痛苦呻吟。

2、“断航”、“封国”、“封城”与“蛰居”，这些极端的抗疫方式，将会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常态，全人类的生活都退缩到了只满足于生存基本需求的底线，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压缩，人类的发展空间萎缩到了最小程度。

3、人类的生存质量、总人口数量，将会断崖式地急剧下降，第三产业将会遭受重创，金融业、文娱体育额产业、旅游业、餐饮业将会惨不忍睹，跨区域投资陷入全面停滞，国际贸易下降到最低程度，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存在着短暂时间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风险，而许多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的GDP将会出现腰斩，全球化1.0正式解体，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科技文化水平将会大幅度倒退。

4、在愈演愈烈的疫情背景下，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将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重新洗牌，大范围内硬杀伤战争爆发的几率将会大幅下降，但小规模的高烈度局部战争爆发的频度将急剧增高，其中，以人类生命为攻击目标的生化战争将成为战争的重要形态，甚至是主要手段。

5、相对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总量来看，77亿的全球总人口显得绝对过剩，因此，大自然将以它自有的残酷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淘汰十亿、二十亿甚至更多的人口。

悲观地预料，只有以“仁”、“善”为主要内核的中华文明主导世界全局、承担起地球长子的重任之后，地球才可能修补好这一巨大的创伤，人类才会重新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估计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全人类才能度过这个至黑至暗的时期，那个光明的未来才可能降临地球。

对中华民族的全体子孙来讲，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三体》里的那句极其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话：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务！

二、人类是否可以通过研发疫苗和新药来战胜COVID-19病毒？

目前所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COVID—19病毒堪称一个完美的杰作，就像一首宏大的交响诗一样精妙复杂而又巧夺天工。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全能型的纳米级对手。

从能得到的公开信息来看，新冠病毒并不像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病毒，它所具备的许多特性让它更像是一个极微小（125纳米）的智能机器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人体的细胞内穿梭巡游，人类的肺脏、肝脏、肾脏、大脑、免疫系统、排泄系统、生殖系统，统统都是它的攻击目标。而在发起攻击的同时，它还可以轻松躲过药物对它的追杀，直到和宿主一起同归于尽。

第一，COVID—19病毒有超强的耐心，它可以在人体内无症状潜伏14天甚至更长时间，目的就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最大程度地传染给它能接触到的人。

第二，COVID—19病毒有惊人的谋略，它的病死率不高不低，与超长潜伏期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能让宿主很快病死，又能在被发现之前尽可能传染更多的人。

第三，COVID—19病毒有神鬼莫测的传播途径，它可以通过空气、触摸、饮食、粪便传播，甚至根据上海瑞金医院的解剖报告来看，病毒完全有可能通过大面积暴露和有损伤的皮肤传播。

第四，COVID—19病毒有闪展腾挪的攻击路径，科学家原来以为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2)来建立对人体的攻击路径，但是其后病毒出现变异，又发展出三条新的攻击路径FURIN、GRP78和 CD 147。

第五，一些研究人员认为，COVID—19病毒实际上具备了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与功能，又能以流感的方式大范围内传播，即使是宿主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病毒可能还会终身寄生在宿主体内，等到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将再度生机萌发、兴风作浪。这就像是原本就十分凶恶无比的老虎，现在又突然长出了翅膀，而且还成了隐身，由此，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了牙齿的人类，才会在第一时间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

COVID—19病毒的神奇之处还不仅在于此。

COVID—19病毒是一个单链的RAN冠状病毒，极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变异（病毒的设计者在一开始看中的就是冠状病毒这个特性），仅仅是在2020年2月12日之前，COVID—19病毒的进化树上最少就已经有了5个单倍型。今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过程中，COVID—19病毒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变异，繁衍出越来越多的亚型，甚至可能与别的病毒形成重组，突变演化出一些全新的超级病毒出来。另外，近来在网上出现一个资料，有人发现3月8号之前，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病毒毒株已经有了26步突变，在法国境内的毒株有了18步突变，而在中国境内，最早的毒株突变只有香港的一例，为10步。

人类在与COVID—19病毒对抗的斗争中，一种被动的但可以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就是生产出对付病毒的特定疫苗。然而，疫苗的研制周期最少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个速度远远小于病毒的变异速度，这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中医药等有效药物介入的情况下，人类实际上就是在骑着自行车追赶病毒的高速列车，只会越追越远，越死越多。

退一步说，即使半年或者一年后，能够对付COVID—19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研制出来了，但是，这些疫苗和药物能够对付病毒各个家族中不断形成的新的亚型吗？如果那时病毒又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突变，那人类又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据冰岛媒体“雷克雅未克秘闻（The Reykjavík Grapevine）”3月25日消息，冰岛国内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被检测出同时被两种新冠病毒的感染的情况，其中第二种为原始新冠病毒的变体，这是冰岛第一次发现受双重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并且，冰岛科学家已在国内发现40个病毒变种。

当前，人类要怎样才能度过这一场瘟疫苦厄？

数千年来，人类在对抗瘟疫的过程中，积累了众多有效的药物和经验（比如疗效卓著的中医药），我们今天的抗疫工作应该在强有力隔离措施的基础上，首先大力推广使用中医药。

普遍使用中药，一是可以预防疾病，尽量减少患病的群体；二是可以把患者在轻微症状期间就予以治疗，防止这些患者转变为重症或者危症；三是可以提高危重症的治愈率，尽量减少后遗症的形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同时开展研发新疫苗与新药物的工作。否则，在火烧眉毛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才能产生的新疫苗和新药物上，这种思维实际上是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是极不明智、极不负责，也是极其危险的。

数千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70年来的新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尤其是五十天来的中国奇迹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想把全体人民从瘟疫的蹂躏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具备两个根本条件：

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

二、健康发展的中、西医并进的两套医疗体系。

离开这两个条件，人类就只有依靠时间的延长与生命的代价来熨平那条“感染曲线”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欧美社会正在以全体国民作为筹码而进行的巨大赌博。

三、中国式的抗疫模式对于全人类有什么样的伟大意义？

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基本控制，中国对待病毒的“举国动员、上下同欲”的总体战模式震动了世界，不少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模式学习，比如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先后向新冠病毒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封城”、“封国”之战。

然而在前段时间，几个西方国家（美、英、德、法、日等）对病毒却置若罔闻，基本不太上心，都采取了一种令人不解的“鸵鸟政策”。前不久，但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为约翰逊政府辩护的一番谈话，彻底道破了几个欧美大国对抗击疫情漫不经心的最真实想法。

瓦兰斯解释说，英国政府的打算是放任病毒流行，当总人口的60-80%都感染上了病毒时，这个群体便对COVID—19病毒产生了“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那么，这些产生了抗体的人群便再也不怕病毒流行，英国也就度过了这场芟荑大难。

其实，瓦兰斯的想法也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领导阶层的共同想法，那就是放弃一部分国民（主要是作为易感人群的老年群体），换取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机会。

当前，英国总人口为6600万，如果人口中的80%因感染上病毒而产生了抗体，那么另外没有产生抗体的20%就成了被放弃人口，这也就是说，有1300万左右的人口将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而英国的老年人口大约就是在1100万左右。

难道，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就是这样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丛林法则来解决其社会的“老龄化问题”？

以大资产阶级为政府核心的西方社会，第一没有能力阻挡瘟疫的侵入，第二也舍不得花费巨资来救助国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中国模式”之前，西方主要大国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式来抗击瘟疫，既是迫不得已，又是最简单、最经济。由此，我们才看到欧美社会中那奇怪的一幕，既不积极检测，也不允许戴口罩，因为大家都戴口罩，会导致整个社会产生出共同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会摧毁社会公共秩序，摧毁医疗系统，最后也导致整个社会崩溃。

来讲两个逻辑荒唐的笑话。

●有中国人在国外公共场所戴口罩，警察上来询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这位中国人说自己没有生病，警察便说，没有生病的人戴口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无法阻止别人传染病毒给你，所以没病就不用戴口罩。但如果你生病了，你就可以戴上口罩，这样就可以防止自己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敢情这个口罩对病毒的遮挡是单向的，可以挡住由内向外，却挡不住由外向内？

●欧美国家呼吁民众不要戴口罩，要把口罩留给医务人员，因为普通人戴口罩没有用，医务人员戴上才有用。

难道医务人员的呼吸系统与普通人不一样？

中国式的抗疫模式有什么样的意义？

1818年的冬天，美国纽约的死者越来越多，每天早上起来，无数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街头，港务局专门的收尸队简单用白布围住脖子，平静地将一个个遇难者的尸体抬上推车，拉去郊外赖克斯岛监狱附近的公墓，那里，犯人组成的掘墓人已经埋葬了四万多具尸体。实际上，不仅是旧约，包括费城、芝加哥和西海岸的旧金山都是这幅场景，甚至更远的伦敦、巴黎、马德里、孟买和东京，都同样如此尸横遍野。

然而，死者也好，埋葬死者的人也好，行人也好，商人也好，人们都很冷漠而平静，贵妇人牵着哈巴狗绕开那些瘐毙者的尸体，那些脑满肠肥的金融肥猫依然在华尔街上人声喧哗，那个时候，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的纽约，贫穷者没有抱怨，富贵者生活依旧，这一场最后导致大约几千万人口死亡的瘟疫，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个社会的任何规则和生活方式。所以死者和生者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古往今来，这一切本来是就如此，世界不可能有另外一种场景，每一个死者都不可能有另外一种命运。

可以这样说，2020年春天的这场瘟疫，将会是一百年前那场瘟疫的再现，都市里依然是尸横遍野，全球将死去20%以上的感染者，在纽约赖克斯岛上，囚犯们又挖出了一个能容纳5万具尸体的万人坑（1918年的那场瘟疫中纽约就死了5万人）。可以想象，在病毒无孔不入的威胁面前，所有的人都会像一百年前那样无奈地死去，死得没有抱怨，更不会去谴责世道不公。正如特朗普解释为什么有钱人可以得到及时检测而穷人却不能的时候所说：“也许这就是人生。”

然而，2020年，这种在病毒面前彻底投降，牺牲弱者而让全体人口获得“群体免疫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抗疫模式，便被社会主义中国彻底颠覆了。

中国式的抗疫模式，是以中央政府为领导核心，全民总动员，封国封城，将病毒完全隔离、消灭，让社会经济完全停摆，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来救助每一条生命，最终将病毒消灭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模式让精英与大众都得到了平等的权力，让弱者和强者都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现代文明的温暖与光芒传达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言：“即使科学暂时无法到达的地方，文明还会到达。”

在1918年之后的一百零二年，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突然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对抗大规模疫情的标准，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真正典范，闪耀着亘古未有的圣洁的光辉。这种模式更成了一面巨大的照妖镜，一切道貌岸然、光鲜亮丽的伪装与假象，都要被这面镜子照得原形毕露。

西方社会的“群体免疫力”抗疫模式的危险在哪里？

应该说，在没有中国的抗疫模式之前，欧美各国的这种牺牲一个群体来换取另外一个群体得到“群体免疫力”的抗疫模式，估计其国民勉强可以理解，那部分被放弃的国民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也只有无奈接受，但是，当中国模式完全战胜了病毒的消息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欧美大国的这种模式便会突然面临巨大的风险。

其一，尤其是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很可能属于“被放弃”的群体便自然要产生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让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得到保护，而自己的政府却要将每个人都置于死神镰刀阴影的笼罩之下？这种临死之前的绝望与怀疑，会消解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会催生出对现有秩序的巨大破坏和暴动，甚至会摧毁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

其二，今天面在对COVID—19病毒时，有80%的英国人获得了“群体免疫力”，另外有3—8%（目前意大利的死亡率便是8%）被牺牲，可明天面对另外一种变异病毒的时候，是不是又要牺牲掉3—8%？几波病毒攻击下来，英国还会剩下多少人口？

其三，随着英国工业时代到来的，是许多欧洲哲学家如卢梭、伏尔泰、霍布斯、洛克等人建立的“社会契约论”，如果欧美政府实施弱肉强食的抗疫模式，实际上便是彻底背叛了自己立国的根本理论，为保护少数精英而抛弃了大众，这种反动行为必然导致西方文明的正式坍塌，导致欧美政权合法性的完全丧失。

国家政权的海盗化，自然会导致全社会陷入到无法无的丛林状态中去。

由此，只要有中国式抗疫模式的存在作为参照，欧美主要大国企图以牺牲部分国民生命来换取“群体免疫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抗疫模式，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就是我们对美国、英国、日本能够成功度过疫情劫难保持深刻怀疑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模式的优点已经不用细说，但其软肋也很明显。

中国抑制病毒扩散并最终消灭病毒的方式，便是采用激进的封锁方式实现全社会隔离，以病毒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竖起高墙，把病毒“闷死”、“饿死”，全社会最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将疫情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内，实现新冠肺炎本土患者完全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中国这种方式对整个政府从上到下的管理能力要求实在太高，社会成本太大，并且在研制出能够覆盖整个病毒家族所有压型的有效疫苗之前，所有中国人的身体基本都处于没有抗体产生的不设防状态，在面对外来攻击时显得尤其脆弱。

因此，在中国打完国内疫情的第一场硬仗之后，中国还要接着打第二场同样艰难的硬仗，那就是将病毒阻击在国门之外。然而，由于COVID—19病毒横扫全球，欧美疫情汹汹，各国局面已经基本接近失控，那些在国外工作、求学的国人，还有旅居国外的华侨，甚至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短短一两周之内便形成了返回国内的汹涌潮流，他们当中许多人身上携带的病毒便给国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一方面，中国不可能对海外同胞与华人拒绝不管，而另一方面，要是海外数百万同胞与华人突然间涌入国内，中国在各方面都不可能承受。

面对如此两难的处境，中国应该怎么办？

附录：倚天立：中国应该同海外同胞与华人众多的国家大规模合建中医方舱医院

四、中国是怎么打赢这场抗疫总体战的？兼谈全社会隔离条件下的巨大风险

这一次，中国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四点：

第一，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医疗防疫体制；第二，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和一套高效运行的基层组织；第三，有一份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第四，有一个五千年灿烂文化留下来的伟大的中医药。

实际上，以上四点又可以进一步总结为两条：

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医药，此二者缺一不可。

下面，我们对抗疫过程的三个阶段一一来做个简要分析。

第一阶段：强制隔离

对一个国家实行封国、封城式的强制性隔离，目的是将庞大的社会性群体，分割成无数个家庭性群体，以此切断病毒传播的主要渠道。

这就类似于病毒大军在高速公路上畅通无阻地飞速传播，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省到那个省，以几何指数的速度复制繁殖，越传越多，越传越远，而封国、封城的举动就是关闭高速公路，将病毒大军驱赶到小道上去，围在一块一块的小范围内，用最快的时间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减小传播范围。然后，再集中力量把那些小块地方围起来予以歼灭。

第一阶段的执行主体是主要国家机器，以军队、警察为主，卫生组织只起到辅助作用。

1、依靠国家机器和舆论烘托形成高压态势，所以这个阶段的工作相对比较容易；

2、封锁的严格程度决定着病毒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而抗疫战争的成果与持续时间也取决于封锁的严格程度：

严格封锁：这种方式几乎可以全部切断病毒在公众场合的大范围传播途径，可以让局面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控制，这种方式一开始看起来粗暴简单，让全社会一下子进入了休克状态，对经济伤害极大，但实际上，这种彻底的方式最后取得的成果最大，所需时间最短，感染人数最少，病亡率最低，社会总成本反而最小。

松散封锁：在松散的不彻底的隔离状态下，病毒仍然有多条传播渠道，只是传播烈度降低了许多，但是感染人群仍在继续扩大，而更大的危害则在于延长了封锁时间，让抗疫的社会总成本增加了数倍，而封锁时间加长，全社会人群的心理烦躁程度急剧增加，使得防控隔离的社会危机空前加大。

第二阶段：筛查、生存

封国、封城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难道抗疫工作这样就就完成了吗？其实，封国、封城只是所有工作的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最重要、最困难的。

对从社会上蜷缩到家庭中去的所有人口，政府必须要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进行严格筛查，同时，还要对所有的家庭进行强有力的生存支持。

这个阶段的执行主体，是政府各系统、社区基层组织、基层卫生组织、志愿者和商业机构，工作难度极大、极繁冗，是整个抗疫总体战中最艰难、最漫长、也最危险的一个过程，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整个抗疫战争便会遭到彻底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

1、这个阶段的工作凸显了一个强有力政府从核心到基层组织的重要性，政府核心一定要显示出坚定的勇气和信心，政府各系统要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基层组织的工作要温暖、细致，深入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接触到每一个人，这样才能将疫情与风险化解到最低程度；

2、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各个系统正常运行、治安良好的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被隔离者心中有足够的安全感；

3、将所有家庭中的疑似与确诊感染者筛查出来，送去治疗场所，然后将其密切接触者作为重点人群再进行严格隔离与观察，如果不把感染者送走，那么在隔离状态下的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就有全部感染甚至全部死亡的风险（武汉就曾出现过这样的例子）；

4、对所有家庭提供稳定、充足、较高质量的生活保障，其中包括：生活物资、水电气、宽带信号、广播电视信号等等；

5、最大程度地让实现有条件的隔离人员能够居家工作，能让学生通过网课继续接受教育；

6、对所有困难家庭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

7、满足部分家庭的特殊基本需求（比如帮助一些其他病病人购买药品等）。

第二阶段中的重重危机

在隔离阶段，全社会所有成员都已面临最大的危险，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也由于对生存的焦虑和担忧，使得人们隔离在家的心理压力急剧增加，而这种压力一旦突破临界值，便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混乱甚至崩溃。

在严格隔离期间，全社会就像一个处于深水高压之下的巨大潜艇，生存保障系统中只要出现任何一个漏洞，整个隔离体系就会存在总体崩溃的危险。

1、当刚开始进入隔离状态时，人们的生存物资相对比较充足，对疾病的恐惧还没有多少切身体会，所以，这个时候，人们表现得还比较乐观，比较有信心，也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

2、当隔离进行到十天半个月的时候，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许多人的生活中开始出现染病患者甚至死者，人们开始对全社会是否能战胜疾病产生了怀疑，开始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死者，所以，会渐渐对政府失去信任和耐心，甚至会对政府工作中的疏忽、错误与不公平现象产生抱怨，这时全社会的心理压力会到达第一个峰值，但如果管理方疏导得当，第一个压力峰值较为容易得到有效的控制。

比如，2月3日，李文亮医生殉职的消息，便在上千万被隔离的武汉人心中就形成了巨大的悲愤与忧虑，但这种恐惧投射型的情绪很快就被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方面的进步和成果所转移，所形成的社会危害并不大。

3、然而，随着隔离时间延长到1-2个月左右，近距离的隔离生活开始激发出家庭中原有的各种矛盾，家庭成员之间的焦虑感、紧迫感一步步增强，这个时候，如果疫情防控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病人的死亡率还在上升，那么人们对抗疫工作的忧虑甚至失败感便会增加，对政府迟迟没有取得明显成果的怨恨也在逐步加强，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开始出现生活物资不足、物价上涨的苗头，或者基层组织对隔离人员的生存支持工作出现明显疏漏，那么，恐慌心理便会很快在各个家庭之间弥漫开来，将全社会心理压力推向第二个峰值，由此，许多极度贫困人口会开始尝试突破隔离，以各种违法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去夺取生活物资，暴力犯罪将会明显上升。

在这个时候，政府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如果任凭人们大规模从家中冲上街来，那么前段时间的防控成果便毁于一旦，全社会将难以再承受重新隔离的后果，但如果要保住前段时间的隔离成果，就只有采取高压政策，以驱赶、逮捕等强制手段来进行镇压，这种手段迫不得已，但伤害极大，并且始终不能完全制止零星的小范围内的暴力活动。

在中国，由于防疫工作成效显著，并且政府基层组织在执行过程中，不断适应，不断调整，出现问题后及时解决（媒体不断曝光问题，同时问题又得到及时解决，纾解了民众心中的怨气），因此第二个峰值在中国没有出现。

但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许多政府组织能力比较差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早晚的事情。

4、当隔离时间延长到2-3个月左右，如果防控工作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死亡人口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再加上出现生活物资短缺、物价猛烈上涨等现象，那么，那部分处于社会底层、储备能力耗尽了的家庭，其生活下限已经被击穿，所以，其群体心理压力便被推上了最后一个峰值，于是，无数绝望的民众便会逃出隔离地点，开始大面积的暴力犯罪甚至暴乱。如果事态加剧，经济崩溃导致导致国家上层分裂，现有社会秩序崩溃，政府解体，而一些凝聚力不强的联邦制国家，则非常容易出现国家分裂的现象，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阶段：隔离和治疗

这个阶段的工作相对比较单纯，但又对整个隔离中的社会群体心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本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政府将所有疑似、确诊患者送往不同功能的医院，比如，将疑似，轻症、中症患者送往条件相对比较简单的方舱医院，将重症、危症送往设施齐全的专业医院，这就将医院以外的滞留患者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尽最大可能减少了病毒的传播，只有这种行动力度，才让全国新增病例最终归零成为可能。

2、基于以上成果，被隔离的人群看到了战胜疾病的希望，对个人与社会的未来又恢复了信心，这就避免了那种破坏性情绪积累起来对社会形成巨大威胁。

3、在中国的治疗方式上，从疑似病例到危症患者都实行中药全覆盖，这样做的好处是：

其一，让疑似病人在还未完全转为确诊之前就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治愈，那么，便减少了确诊患者的数量；

其二，让轻症、中症患者尽量不加重，不转变为危重症，这样就减轻了抢救危重患者的工作压力，也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其三，让危重症死亡率尽量降低，并且尽量避免留下副作用。

然而，中国这样的相对较为顺利的局面会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吗？

我们只能心中祝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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