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文学艺术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为文艺界拨乱反正，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做出决策，并做了至为关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底胜利举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但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自然迟迟不能进行。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后，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在十年浩劫的重灾区—文学艺术界予以贯彻落实。胡耀邦在1978年12月底的两次就职讲话中，就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三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或者总的是好的。“四人帮”借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他出语非凡，在文艺界引起极大震动。

　　1979年1月2日，新年伊始，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长才几天，便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与文学艺术界近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正常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提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水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价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针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

　　胡耀邦这番别出心裁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后来，周扬、傅钟、黄镇等同志都将胡耀邦同志这个观点加以阐释，要求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文联和各个协会都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爱护和保护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保障他们的正当权利，尊重维护他们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注意积极引导他们，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此后，胡耀邦多次与中宣部的同志说，要在文艺界广交朋友，要多为他们做事服务，和他们常来常往，不要把中宣部办得门可罗雀，要使中宣部门前车水马龙。

　　1979年1月，胡耀邦在召开了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以后，便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最后做结论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参加的人约3000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另一次会上，他还谈道，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做得更好，他提出24个字，作为对文艺界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认真奋发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

　　胡耀邦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他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在听取了司徒慧汇报电影工作、周巍峙汇报艺术工作、林默涵汇报文学创作的情况后，就各地党委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地总结30年来我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划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无比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看，我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8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我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胡耀邦在与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座谈时，为了清除“四人帮”散布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处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胡耀邦绘声绘色的讲话，使与会者啧啧称赞：耀邦同志若不博览群书，精通马恩列斯著作，他能如此引经据典，把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精彩段落，神采飞扬地背诵出来吗？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办？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文艺报》和有关的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年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谈到胡耀邦提出的“文责自负”，认为这样做很好，是艺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有法可依，用法来保证文责自负的实施。文艺要立“法”，不能由哪一个人自作决定，文责自负就有了保证。作家、艺术家的信心和勇气，就有了用武之地。巴金用8个字来表达大家共同的心愿：“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在文代会开幕前夕，即10月29日，胡耀邦出席了文代会共产党员代表的预备会。他向党员代表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文代会要充分发扬民主，但共产党员代表还要有党性、组织性。他向党员代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二、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三、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对文艺界历史旧账和对当前某些作品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大会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作结论；四、对地方党、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交中央有关部门，不在大会讨论；五、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中申诉，可向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和有关部门提出，或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如期开幕，至11月16日胜利闭幕。

　　16日晚上，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茶话会，胡耀邦充满豪情地向文艺界祝愿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党从来认为，文艺事业是我们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大军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一支光荣的大军。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正在率领我国各族人民向一个更伟大的新的目标前进。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作出更加光辉的贡献。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强国，应该是经济上发达富强，政治上安定团结，文化上繁荣兴盛。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胡耀邦鼓舞人心的讲话，激起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胡耀邦深感要振兴中华，首要的任务就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自1977年底担任中组部部长以来，就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以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著称，使优秀人才从“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艺界是遭受“四人帮”摧残、受害最深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历次运动的牵连，可以说文艺界的冤假错案成堆。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长以后，为了调动文艺界的积极性，他加紧为作家、艺术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9年3月，茅盾写了一封信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说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应该一个都不遗漏参加会议。他还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他举了浙江的老作家陈学昭至今还没有人管的个例。

　　这封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做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说，邓颖超同志就叮嘱过他，过问一下阳翰笙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跃进的大会。

　　座谈会于3月底在北京举行，参加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共100多人。会议产生了一个《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通知说，会议认为：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30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被审查、点名批判、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要坚决予以平反改正。此外，“文化大革命”前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在给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作品被当作“毒草”批错了的，也都应该平反。

　　会议认为，落实政策不仅要在政治上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以解决。对于知名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

　　这次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到会讲话，他再次强调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必须坚持把它办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次会议以后，茅盾的建议，都在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中得到落实。

　　胡耀邦还决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这些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文艺界领导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的领导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定好了框架，使他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胡耀邦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爱护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在访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时，他向作者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

　　1978年11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指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胡耀邦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话。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胡耀邦补充了这样一段文字：“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胡耀邦修改的这一篇评论员文章，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胡耀邦对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身处逆境的同志关心备至。1977年冬，他任中组部长之后，先后接受了文艺界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的申诉。当中国青年出版社原负责人李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去找他时，他热情接待，安慰他不要着急，“右派”问题一定会得到改正，同时详细询问了王蒙、刘绍棠等几位原在团中央系统工作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的近况。李庚告诉他，他从丁聪等同志处了解到他们在各地农场、农村艰苦劳动的一些情况。胡耀邦惋惜而坚定地告诉李庚：“我们会尽快地为他们解决问题，包括你在内，他们都是难得的人才，都年轻，正可以大有作为，不要再耽误他们的写作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李庚等一批被错划的“右派”很快得到改正。李庚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工作，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将要闭幕时，北京得知上海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即《骗子》）这部话剧，并传开可能对作者沙叶新有所“处理”。胡耀邦闻悉后，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盛会方开之际，遇到的第一个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必须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他要与会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不要轻易表态，而立即调演该剧，要大家先“尝一尝，辨别了滋味，再说它是甜是苦”。当年12月他调任中央宣传部长时，立即和上海打招呼不要忙于对剧本、演出和作者下结论。同时下令组织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事先不定调子，让与会者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

　　文代会闭幕不久，1980年1月下旬，胡耀邦倡议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历时22天，遵照胡耀邦指示的“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畅所欲言，对当前创作倾向和理论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达到预期的目的，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都讲了话。

　　2月12日这天，北京风和日丽，春意融融，胡耀邦到会作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既讲了“双百”方针，又讲了“二为”方向，他从上午讲到下午，历时6个小时。他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艺新的大繁荣的时代，干前人没有过的伟大艰巨的事业，我们要敢想敢干，百折不挠”。讲到激动处，他站起身来，挥动双臂，响亮地说：“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掌声雷动。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作品有缺点错误，可以辩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坚决不许打棍子，有人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面保护他们……”

　　他出语惊人，其真知灼见，令人钦佩不已。最后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动情地说：“我们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的同志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负荷，有的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创伤。能不能攀上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高峰呢？有人会掉队，有人会开小差吗？我回答不了。我只有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文艺界的朋友们，为我们伟大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胡耀邦富于情感、鼓舞人心的话语，使与会者心潮激荡，不少人还落下了热泪。

　　作家沙叶新终于受到了保护，他回到上海以后，精心创作了话剧《陈毅市长》，在上海等地引起了轰动，受到普遍赞扬。他激动地说：“是耀邦同志给了我文艺创作的春天，给了我创作的大好时机，我没齿不忘。”

　　文艺家听了胡耀邦的报告，深有感慨地说：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文艺界自己可以自由讨论并决定自己作品的命运的会，是第一个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实际在改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会。会议的倡导者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心连心，他爱护人才，求贤若渴的高风亮节，永远鼓舞着我们不断攀登文艺高峰。

　　事隔20多年后的今天，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李英敏，每当回忆胡耀邦的这次长篇讲话，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听了耀邦同志的讲话，大伙的眼界开阔了，信心提高了，因为有耀邦同志这样的知心领导人撑腰引路。”

　　胡耀邦在“文革”以后，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刻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艰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真正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总是认为在我的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挽狂澜，我们这一小撮‘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六教授”’决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重见光明的。我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费孝通在“反右”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反右”斗争中，费孝通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大“右派”，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诬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毛泽东点名批判他是“六教授”之一的“右派分子”，全国口诛笔伐，在“反右”时期，费孝通受到大小报刊连篇累牍的批判，从此，费孝通的“臭名”家喻户晓，他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注下，费孝通于1980年8月16日与被错划的曾昭轮、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6教授同时得到平反昭雪，他重新走上了民盟领导岗位。

　　费孝通到民盟中央上班不久，一天，灿烂的阳光洒满民盟大院，费孝通正在民盟中央客厅和盟员谈话，谈兴正浓之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一见面才知道是胡耀邦来看望大家。他对费孝通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是一时兴起看望大家的，想顺便谈谈。”两双手紧紧相握，费孝通激动不已。

　　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胡耀邦坦诚相见，情真意切，口若悬河地对在座的盟员说：“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他接着加重语气，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就希望能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我们合作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力量。”

　　亲切交谈中，胡耀邦就这样轻松平易地表达了统战的目的和方针，使老盟员口口相传，念念不忘。特别是说到“盟员为人正派”，以“正派”作为做人的标准，使盟员备受鼓舞，引人深思。

　　1983年11月3日，胡耀邦患病在家小憩时，看到了费孝通于1982年9月写的《小城镇、大问题》的小册子之后，立即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批语”，认为这篇长文“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他的批语流露出真情实感，使费孝通深受感动，费孝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胡耀邦同志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语都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而且又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内领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费孝通在这篇回忆文章的结尾饱含深情地写道：“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是在关键时刻给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我愿意老来记下我这一段经历，以此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纪念和我对他的感激的心情。”

　　召开理论务虚会

　　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是根据叶帅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中共中央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为什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其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异常激烈的时期，当时坚决捍卫“两个凡是”的，可以《红旗》杂志为代表。《红旗》以不介入争论为名，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红旗》在长期沉默以后，突然于197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上送中央。这篇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反击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后经邓小平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也是由反对实践标准那几位同志挑起，他们仍然以“维护毛泽东”的名义来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即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文革”在内，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三中全会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是这场斗争十分激烈，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议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叶剑英，华国锋也表示赞同。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胡耀邦日以继夜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胡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胡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7日，胡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近200人参加，1月下旬或2月初开会，开20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200人左右共400人左右，再开10天左右。第一阶段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阶段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国锋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在会议当天，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作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之使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胡耀邦这个引言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形势的估计、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等三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

　　胡耀邦在会议《引言》第一部分讲述了这次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面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进行。两年多来，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和原因，在我们党内，特别在思想理论战线，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认识上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虽然赞成中央关于“完整、准确”的提法，但认识并不深刻，甚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指否定毛泽东），是“非毛化”是“砍旗”（指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去年6月2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关心。这一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在会议《引言》中阐明了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10来年、30年。建国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引言》的第二部分讲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

　　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两年理论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伟大的进步，根本原因是斗争的需要，人民群众实践的需要。人民对于理论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理论工作像今天这样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活动，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样有理论兴趣的民族，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总结这两年理论宣传工作的伟大进步和理论宣传队伍成长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们理论宣传战线上还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问题。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那里？

　　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更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在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有所进步。我们要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容易。特别是理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别的批评，同政治路线的批评，同党性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的特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使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错误。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书”、“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

　　胡耀邦在《引言》第三部分是讲理论工作如何适应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形势。他讲了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来不及阐述清楚，后来又被“四人帮”严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论问题，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问题。康生、张春桥起草的那个九大政治报告，在理论上有许多错误，“四人帮”的很多谬论是从那里来的。这些理论是非不澄清，会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束缚，成为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绊脚石。希望同志们在这次会上议论出一批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有些题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认真地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使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讲到如何实现这样的任务时，《引言》说：

　　为了把理论工作搞好，请所有报刊、各级宣传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对于有分量、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文章，不要匆忙发表，要深思熟虑，研究清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4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抓人。但要研究这类个别人是什么思想？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当然，不管怎样，有三条一定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以变好。朱自清、闻一多曾经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不是变好了吗！有些青年思想活跃、敢想问题，但敢想问题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引导他们，要找他们谈谈，帮助他们。类似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要多走群众路线，多找人审查、提意见。反复思考，再加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强调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理论务虚会确实开得生动活泼。胡乔木、于光远、吴江、宦乡、孙冶方、许涤新、宋涛、龚育之等专家、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和观点。

　　胡耀邦在会上还讲了一段“背靠马列，面向实际”等耐人寻味的话，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需要面向实际”，“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由于全党的总体理论水平不高，所以才会被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骗子骗了那么多年。所以一定要提倡认真地读点马列，多读点书。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实际、实践既是创造理论的唯一来源，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他的话掷地有声，令人耳目一新。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畅，敢吐真言。

　　1月22日，胡耀邦便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胡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邓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胡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小平、华国锋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5日休会，超出预定时间10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胡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糊过。对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处之，冷静对待。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人为之惊惶失措，胡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胡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纸、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胡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胡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胡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理论战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言论，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吓人。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领袖是人不是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话虽如此，但是，正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则是继承。但这决不是全盘推翻历史，也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议论很多，有的言论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民主斗士”乘机煽风点火，反动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批评领袖人物的言论甚嚣尘上，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并且影响到党内。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

　　3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他说：“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紧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到理论务虚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邓小平庄严地宣告：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说：“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胡耀邦作了讲话，他同意邓小平对会议的评价，讲了对邓小平讲话的理解，认为邓小平对理论工作批评性的意见是恰当的，是对理论队伍的爱护。

　　会后，胡耀邦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想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今后我们的工作要讲求这种全面性，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要写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

　　会后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

　　4月3日，延续两个半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终于结束。

　　关心群众文化生活

　　胡耀邦心系人民，不仅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关心人民的文化生活。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活跃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主持制定了两个纲领性文件，即中发［1981］31号《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与中发［1983］34号《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传达贯彻到各地，受到城乡人民的欢迎，一扫群众文化被“四人帮”摧残得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以社会办群众文化的先河，迎来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空前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胡耀邦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到中宣部后，办公室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他对群众来信、来访或新闻媒体内部反映所写的批示和意见。他仔细、认真地研究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并要中宣部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央关于群众文化两个文件的制定，就是他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后主持制定的。

　　70年代末，由于遭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肆虐的影响，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匮乏，引起了一片不满的抱怨声，尤其是在农村，看不到电影、听不到戏、读不到书，很多人反映：我们终年累月只有在田头、炕头上消磨时光。胡耀邦找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谈话说，如不帮助人民群众改变这种状况，丰富和活跃他们的精神生活，做宣传、文化工作的人是有愧于人民的。1979年4月，他看了一份报纸的《情况反映》，说公园里有人在那里自由演唱。他便在上面写了一段批示，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他说：这份材料反映的问题很值得人们重视，看来，不单是农村，城市也是一样，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很高，随着生活的逐渐改善，还会愈来愈高。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被动，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会愈来愈被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养的文工团、剧团、乐队都是大型的，很长时间才能演一场，基本上到不了广大群众中去。能不能改革一下呢？既练了功，又有收入，这是第一。第二，能不能将一些民间艺人，加以适当指导，实行集体所有制，让他们独立谋生，又满足了人民文化生活要求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年来，我们经济上统得过死，我看文化生活也是这样。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横竖有吃。但越吃越穷，人民很不满意。现在，中央决定经济要改革，文化领域也要作些改革。因此，我们也得赶快研究。

　　这是胡耀邦首次用批示的形式，谈到要采取措施解决如何满足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敏锐地提出，赶快研究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当时，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农村正在酝酿如何起步，胡耀邦就预见到这个大潮将在东方兴起，并必然要在文化领域引起波澜。于是，他在抓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思考起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5月，他在两份报纸的《情况汇编》上，看到有关农村文娱活动不能放任自流，建议取缔“自由演唱”的意见。他当即在这份反映上批示：我不赞成这样消极的简单的取缔办法。他说，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拿出主张来，到该发一个文件的时候了。文件要由中宣部、文化部联名，经中央批转为好。

　　于是，胡耀邦亲自召集中宣部、文化部和团中央的有关同志来一起开会商量，研究如何拿出主张，制定一个文件，确定发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方针，与活跃和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办法。接着又由中宣部出面召集文化部、团中央、总工会、北京市以及6个省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汇报群众文化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应当从调查研究着手，摸清全国农村文化活动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群众中有一些什么发展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好办法，再来制定一个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意见的文件。胡耀邦很赞许这种意见，说：我们的文化工作、文艺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很远，同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不相称。他很动情地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要使广大人民有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分析有的地方发生青年打群架的各种原因，他说，没有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感慨地说，我们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对全体人民的关心。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了解，对青年劳动者精力之旺盛不了解，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到群众中去我们的思想就贫乏得很，找不出好的办法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生活中间去，就会抓住本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当即决定组成以中宣部文艺局、研究室和文化部群文局、研究室、团中央文体部的人员参加的调查研究组，具体工作由文艺局局长李英敏、群文局局长许翰如负责，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参加文件的制定工作。

　　正在积极筹备组织调查研究小组的时候，胡耀邦又看到一份报纸的《情况反映》，是有关农村现有的思想文化阵地的状况的。他当即批示：这个材料值得重视。随着农村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个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这件事，许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都要有预见，有预见才叫领导。他在这个批示中还提到中宣部每年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两大项：一是掌握全党全国思想动向，撰写10多篇至20篇思想水平较高的论文；二是抓几件对促进四化，首先是促进文化、思想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胡耀邦的意见很快传达到调查研究小组的同志中，他们都很振奋，认识到这次由中央几个部门组织的农村文化工作调查研究小组和准备草稿的文件，就是胡耀邦说的促进全国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大事，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做的添砖加瓦的工作。1979年7月，由李英敏、许翰如分别带领调查小组到山东、安徽、河北、河南、上海、湖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了许多乡镇、村庄、农家进行访问和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农民和乡镇干部对农村文化生活状况和发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了解到由于缺乏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不少地方发生聚众赌博、闹封建迷信、打群架的事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影响了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长。他们迫切希望各级党委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管一管农村的文化生活问题。

　　正是这两个文件的实施，引导群众文化事业率先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依靠集体和社会来办文化，冲破了原有那种毫无生气的、长期处于等靠要的、依靠国家拨款来办群众文化事业的单一模式，形成以国办单位为主导、以集体办为主体、以个体办为补充，团体、企业、各行各业都来办，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生气勃勃地发展群众文化事业的新格局。这使得群众文化事业、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进入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正是这两个文件的实施，开阔了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视野，打破过去局限于文艺活动的“小文化”的束缚，走向了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学习、科学卫生、休闲娱乐、体育锻炼的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适应了社区、企业、村镇、校园、家庭，不同层次的男女老少求知、求乐、求美、求新、求进步的需求。群众文化活动，成为广大群众自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群众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吸引群众自觉参与那些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学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