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阴谋论”颠倒的西路军史再颠倒过来

　　——建议召开西路军史分歧意见交流会

　　周军 高戈里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明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半个世纪后，上述历史结论被某些人推翻，西路军渡河西进乃至于“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这一结论在史学界似乎成为主流。随之，又衍生出“阴谋论”，并在客观上与境内外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革命史遥相呼应。

　　鉴于对西路军史的学术分歧已经演变成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翻案结论颠覆西路军渡河西进的关键史实，需要澄清

　　1.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先斩后奏迫使中央追认的。因为共产国际援助武器的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今内蒙古巴彦浩特镇)，会师中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则处于“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所以中央在部署宁夏战役时特别强调“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然而，张国焘却“畏敌过右”，屡屡对中央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歼“南敌”之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在此期间，中央在获悉红三十军已经在渡的情况下，批准其西渡黄河，但红四方面军总部却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时，率方面军总部直属队及红九军、红五军先后跟进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

　　2.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核心意图并非为了“获取国际援助”。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于1936年11月2日致电中央，在共产国际交货地点还在北方定远营之时，提出“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将进军方向左旋至通往新疆的西方。对此，徐向前在1982年8月14日接受访谈时承认：“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3. 翻案者向中央推卸责任的关键依据是后补的。徐、陈“11·2”电报的次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交货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在西面新疆的哈密，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翻案者得以欺上瞒下的关键“依据”。

　　4. 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包括“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三大内容，其中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也正因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张国焘另立中央私刻的伪印才被带过黄河，后来在青海西路军万人坑内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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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

　　2《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意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朱德等电(1936年10月2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935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60～1163页。

　　3《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859页。

　　4《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244页。

　　5《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二、翻案风已演进至妖魔化人民领袖、颠覆中国革命史，需要反击

　　1.翻案的缘起。1983年2月，李先念送中央各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封电报，一位研究军史的人向有关方面有选择地呈送了52封电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违反史实、断章取义、向中央推卸责任的曲解，进而误导了一些相关同志。

　　2.“阴谋论”的出炉。研究红四方面军史的某民间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公然以十分恶毒的语言辱骂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央和毛泽东身上，进而得出“阴谋论”的结论，认为毛泽东见死不救、借刀杀人，把西路军往刀尖上送，以实现个人权力欲望。

　　3.境外敌对势力大加利用。上述翻案“成果”如今已收入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阴谋论”始作俑者还接受了张戎的采访。该书广告词狂妄宣称：“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泽东魔障!”

　　三、一些党内的专家虽然反对妖魔化毛泽东，但依旧违背基本史实。

　　例如有一位党史专家说：“在新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传统观点基本得到纠正，个别学者坚持传统看法，但这不影响学界对西路军的总体认识。”他继续颠倒先形成既成事实、后有中央追认批准之军令形成过程，进而维持先有中央命令后有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的错误史学结论。

　　又如另一位军史专家在其作品中，仅仅把“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视为中革军委的命令，这就无视了如下史实：(1)从组织上看，草地分裂前增选的中革军委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不仅被张国焘“废除”，中央也重组了军事指挥系统;(2)从内容上看，朱张批准徐陈“11·2”电报西进请示不符合中央意图，因为此时中央尚未同意共产国际将交货地点西移;(3)从电文称谓上看，1936年10月10日中央明确朱张与军委关系后，张国焘再也不敢自称中革军委了，并在10月14日致电时首次称呼中央方面为“军委”;(4)鉴于张国焘有封锁朱德、“阴谋强奸式”署他人名字等种种劣迹，此间署名“朱张”的电报并不一定代表朱德。

　　上述这些结论，都是在继续向中央推卸责任，这在客观上就为“阴谋论”的滋长预留了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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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页。

　　7《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

　　8黄河故人：《三枚“中央”大印何以出土于青海西路军万人坑》，察网http://www.cwzg.cn/history/201909/51222.html

　　9石仲泉：《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反思》，《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1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11《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决定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0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12《朱德、张国焘关于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致党中央及军委电(1936年10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6页。

　　13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784页。

　　14齐德平：《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92页。

　　值得注意的是，曾宣扬“西路军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负全责”，并自称“首开呼召宪政之先河之人”的蔡小心，在网上宣扬说，那位军史专家专家书中“西路军篇章是总指挥亲自修补的”，“总指挥亲自为西路军定调正名”，“接下来就是修党史”，为继续颠覆西路军史，传播“阴谋论”大造舆论，完全无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0日参观西路军纪念馆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1937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的科学结论。

　　四、建议召开西路军史分歧意见交流会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央档案馆田逢禄、耿仲琳、潘合定、齐德平、田仲群等老同志多次批评翻案者“阉割档案”。在遭到封杀后，他们不得已自费编印《兰台稿存》，以留给后世。

　　2010年，民间军史研究者周军(笔名双石)撰写《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央档案馆耿仲琳在耄耋之年看到此书后感慨道：“我可以瞑目了。”

　　2016年，国防大学战役学教研部二室主任马秀山教授撰写《西路丰碑——宁夏战役与西路军作战研究》一书，在这前后还撰写《〈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回顾的若干硬伤》、《×××先生〈××〉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硬伤》等论文。

　　2016年，某军史杂志刊登某专家否定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后，双石写了反驳文章《×××〈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反思〉评析》。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尊重历史事实、维护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研究成果，均不能出版或发表。这是极不公平的，

　　鉴于西路军史的学术之争已经演变为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建议参照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党史问题的办法，通过召开西路军史问题座谈会等形式，让分歧各方通过当面交换意见，厘清基本史实，明辨大是大非。

　　(作者均系长期从事军史研究的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