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司法争议，根本上说，源于人民性的丧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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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了。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之后，判决就生效了。
所以，二审应该有很高的权威性。即，不仅要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在舆论上，在民间普遍认同的“天理”、“良心”中，也都应该得到支持。
只有这样，法律才会得到公众的敬畏，法官才会受到尊重，司法审判才能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社会才会和谐，每个公民的权利与幸福，才可能得到保障。
但“订婚强奸案”的终审判决，显然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争议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得越发严重。
简言之，性别对立更加尖锐了。
相亲、恋爱、订婚、结婚……不再意味着浪漫、甜蜜、安全感等等，而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男女博弈、男女战争。
这里，最致命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次判决，“性同意”的概念被极度凸显了。
《中国妇女报》曾经罗列出九种不同意（下图）。其实如果想继续罗列，发扬烦琐哲学精神，搞一千种也不难。
尤其是第九种，“同意可以撤销”，不能不让人联想起绞索下那块看上去很坚实的活动踏板，或者埋设好的、挂了弦的地雷上方软土中那个看上去完全无害的脚印。
“性同意”这样一个法律概念，进入到已经订婚的“准夫妻”之间，甚至进入到已经受到法律保护的夫妻之间，必然会使这种原本应该是最亲密的男女关系，变成极度凶险的“化冻中的沼泽地”——看起来长满了芳草，绽放着鲜花，如此迷人，但如果贸然踏上去，则定会陷入“致命诱惑”。
按照这样的趋势，“性骚扰”这个概念，以后会不会也透过司法渠道进入到恋人、夫妻之间呢？
如果真到了这一天，恐怕就只能取消一切恋爱，一切婚姻了。
对于“订婚强奸案”，我无意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再做出我自己的判决，只是想提一个问题：席某某和“受害人”，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恋爱，最终同意订婚，这个漫长的、繁复的过程，难道完全不包括“以身相许”的默认吗？
如果包括，则以“强奸”定义席某某的行为，是否武断？如果不包括，那么，恋爱与订婚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份纯粹的经济契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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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判决之所以使社会的扰攘和撕裂更加严重，在我看来，和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司法理念，并迎合已呈颓势的“白左”价值观有关。
西方的司法理念，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即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对“权利”做绝对化理解。
而辩证法则要求用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把“权利”从绝对化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的情景之中去行使、去理解。
事实上，我们本来有自己独创的、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司法传统——马锡武审判方式。
这个传统完全可以有效地解决类似“订婚强奸案”这样的问题。
马锡武是老革命，早年参与创建陕甘宁边区，四十年代出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任职期间，他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思想指导审判工作，创立了著名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在审判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解决并纠正疑难与错案，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教育。
马锡武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
马锡武曾经审判过一起著名的案件。
有一次在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遇到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
这个女青年叫封芝琴，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封芝琴长大成人，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很满意。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封芝琴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
张金才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封芝琴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封芝琴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
判决公布后，张家不服，封芝琴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
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封芝琴的态度，“死也要与张柏结婚”。
在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马锡五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
一、张柏与封芝琴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
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
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
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称赞，热烈拥护，胜诉者封芝琴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各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
如果用马锡五审判方式对标“订婚强奸案”，我们就会发现，在后者中，“听取群众意见”是完全没有的，我们只看到了司法精英的高高在上与自鸣得意，至于“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恐怕也是没有的，而令各方心服口服的“服判”，就更没有了。
马锡武审判方式的本质是坚持司法的人民性。
现代法律是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强调程序正义，不考虑实质正义。马锡武在审判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司法审判能够有效维护人民利益，实现实质正义，进而弥补了现代法律的不足。
如果“订婚强奸案”到了马锡五案头，他会怎样判决？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会走到当事人所在的村庄，广泛听取乡亲们的意见，而绝不会关在房子里“自由心证”。
一切司法争议，根本上说，源于人民性的丧失。
“订婚强奸案”的判决所导致的社会撕裂，再次提醒我们：现在，是到了跳出僵化的西式法律迷思，回归马锡武审判方式，回归司法人民性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