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对历史记录与历史真相一直持有怀疑态度，他说，“我的职责是把我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相信每一件事情。”历史学家尚且如此，那么小说家呢，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呢？所以，当我们发现，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取材的作家，会写做出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对立的“历史”。而且他们会赌咒发誓宣称他们真诚的记录了历史，他们在文本中所呈现出来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之差异，或对立或互补，深刻映射出文学创作与历史语境、作家主体性及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缠绕关系。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与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为例，深入剖析其差异，恰似手持精细的解剖刀，剖开文学与时代关联的肌理，探寻其中深层肌理。
一、阶级立场与意识形态导向的分野
文学自诞生之初，便肩负着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命，作家所处的阶级立场与政治倾向，恰似深植于创作土壤中的种子，决定着作品生长的方向。浩然的文学根脉发源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深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肥沃土壤，其笔下《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宛如精心搭建的文学礼堂，通过精心雕琢的集体化农村“英雄群像”，以细腻笔触勾勒集体主义精神的崇高轮廓，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繁盛枝桠，其笔力所向，皆为构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叙事”大厦添砖加瓦。而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作品，则如同一把把魔幻现实主义的利刃，切入集体化历史的坚硬表层，以个体苦难的血肉之躯与荒诞体验的奇诡之姿，层层解构单一宏大叙事，精准刺破权力对生命异化的脓疮，内里是对官方历史话语的深度反思与犀利批判。本质而言，浩然恰似“国家话语”的忠诚执笔者，以规训性书写为时代立传；莫言则是“民间视角”的果敢开拓者，通过解构性重述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二者分别锚定“代言人”与“反思者”的独特角色坐标，在文学的版图上划定泾渭分明的疆界。从文学后果看，浩然无疑对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莫言的书写，尽管是在后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的，显然是“解构”了几十年一贯制已然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大厦，连带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都随着莫言及其追随者的重写，发生了动摇。
二、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与文学功能的分化
历史从未是纯粹客观的冰冷记载，更像是经由多种话语力量反复雕琢的“被阐释的文本”。浩然的创作秉持马列主义文艺观，和“文变染乎世情”的古训，仿若一位严谨的工匠，怀抱着为时代和人民歌与呼的文学信念，通过典型化的人物模型与精巧的情节编排，将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观——集体主义好个人主义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依然严重存在，深深刻印于读者的心里。其作品宛如时代精神的扩音器，高声宣讲集体的理想与追求，以文学为时代立言，肩负起引导社会思潮的重任。而莫言则以自己幼童时期的虚幻记忆为依据，展开“兴废系乎时序”的逆向思维操演——借助魔幻笔法的奇幻羽翼，将历史切割成碎片，用颠倒了的是非善恶美丑忠奸的取舍，甚至拒绝使用人类视觉，而是以动物的“超凡”视角（如《生死疲劳》中的驴、牛转世）消解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精准曝光权力机制阴影下个体生存的惨淡困境，如一束束穿透迷雾的光束，照亮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幽暗角落。对比来看，浩然笔下的农民形象（如《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恰似集体主义的坚固雕塑，其行动逻辑的每一寸肌肉，都闪耀着信念的光芒，都是在党和政府指示精神的注脚，莫言笔下的农民（如《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则是在历史洪流的惊涛骇浪中被动挣扎的浮萍，成为权力巨轮碾压下血肉模糊的牺牲品，二者形象的鲜明反差，恰似两面镜子，分别映照出作家心灵深处的政治信念和阶级立场。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在此两人的创作中，得到了直观清晰的呈现。浩然一身正气，努力为这个时代的正确性放歌，莫言则心存诡谲，在社会主义的车轮滚滚下面，寻找被碾压的个体的苦难。
三、作家主体性与创作动机的多元交织
1、个人经历与情感投射：浩然出身贫农，其文学创作的道路，自觉集成并实践着延安文艺的经验和成就，将文学视为革命事业的坚实前哨，把“抗战文艺”“战时文艺”的基因延续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他以笔为枪，为工农兵书写、为革命呐喊。莫言则成长于高密那片广袤而贫瘠的乡土，童年时期亲历了饥荒与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其作品更多源于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原汁原味复现与文学观念的反叛性发生了化学反应，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成为一株苦难大地上野生的对世界充满仇恨的外来植物，比如菟丝子，它得到了周围一切植物的滋养，却又努力毁灭这些维系他野蛮生长的“他者”。
2、文学形式的自觉抉择：浩然宛如一位坚守传统的现实主义画师，采用线性叙事的平稳笔触与现实主义手法的精细颜料，按照既定的历史剧本，强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线条，绘制出一幅幅符合主流叙事的工整画卷。莫言在早期的几篇成名作之后，很快就发现在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圣殿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这些现实主义大师。他下决心旁逸斜出，不走寻常路。他剑走偏锋，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偷得光源，融合聊斋志异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神秘颜料，用荒诞、扭曲的笔触与多重视角的混装，推出所谓“先锋性”的奇花异草。把自然主义、新感觉、以丑为美的恶之花，与个人经验的恶趣味巧妙融合，取得了令人惊艳的阅读效果。短暂的喝彩之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政治立场和阶级意识上的先天不足——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个人经历与错误文学观念的绝配。
3、价值判断的分野：浩然的价值体系以“人民性”为圆心，集体利益的半径划定了道德评判的坚固边界，个体必须为集体的宏伟大厦让渡自身空间。莫言则以“复调叙事”为织机，穿梭多元价值观的多彩丝线，质疑单一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王座，让不同的思想声音在文本的织锦上交相辉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逐渐成为新的时代主流思潮，莫言的冒险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西方发现开放了的中国并未按照预设的剧本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地缘政治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所谓斗争工具，“反抗”的莫言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四、“平常的文艺”与“非常的文艺”的辩证交响
1、既然文学先天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那么他无法避免会成为第二性的东西，会围绕着政治经济和时代的需求舞蹈。文学既可如浩然作品般，成为时代的巨型“晴雨表”，精准捕捉时代的风云变幻，将社会的温度、湿度、气压逐一记录，展现文学的社会责任担当；亦可如莫言作品般化作锋利的“手术刀”，深入时代的肌体，解剖其潜藏的矛盾毒瘤与陈年痼疾，彰显文学的批判精神锋芒。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这个包容的时代，在同一片蓝天下，两个尖锐对立的写作者都得到了生存的空间。各领风骚几十年，当历史的烟尘终于落定，当历史继续他螺旋中前进的轨迹，被遗忘的重新浮出，被推崇的也必然会成为烟云。孰是孰非，那是后人的事情。
2、浩然与莫言，两位作家皆如在历史迷宫中跋涉的行者，无法逃脱特定历史阶段给他们设定的命数。平常的文艺，我们可以风花雪月，调侃嘲讽，逞才使气。非常的文艺，我们必须听将令，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假如莫言与浩然出现在同一个历史坐标中，谁会走得更稳健，更精彩？假如莫言与浩然的历史境遇进行交换，谁会表现更精彩？一切尽在不言中。二者在与历史语境的博弈中，走出截然不同的突围路径。最终的历史评价，要看最终的主流意识形态，盖棺论定，也许遥遥无期。说白了，前后三十年的反复，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浪花两点。
总之，当时代接受了“多元化”这一至高无上的评价标准，那么面对同一历史时期文学表达的不同甚至相反，就是无法拒绝的赏赐了。让人说话死不了人，听见兔子叫也依然可以吃上黄豆。既要承认多元的好处，摒弃以“进步/落后”这种粗暴二元框架评判作品的陈旧思维枷锁，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不论走得多远，也要记住来时的路，避免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尴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文教一家亲”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