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根长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低龄老人，68岁，除了在工地上伤过三根肋骨，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属于国家鼓励的自食其力、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银发人群；另一个身份是日结工，68岁，要和年轻人抢活儿，多数情况抢不到，只能等夜间别人休息了，捡夜里的垃圾，以此谋生。
在西安灞桥区的半坡立交桥下，作者见到了不少和康根长一样超过60岁的日结工、月结工。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养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
去年建筑行业发布“清退令”后，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被限制从事现场施工作业。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掩饰年龄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衡量能否继续打工的标准是身体结不结实，有没有病。
图、文、视频|吕萌 张蒙
剪辑|沙子涵
编辑|陶若谷
“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 康根长，68岁，日结工
2023年3月2日凌晨五点，半坡立交桥下聚集着等待招工的人。
天还没亮，西安半坡立交桥下已经聚集了近千人。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工人同时涌上去，有经验的包工头为防止被围困，会控制面包车低速前行，不做停留，抢活的人扒着车门跟着跑，招工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你要做啥的？瓦工要不要？”嘈杂的询问声里，几个年轻工人没等说出招工需求，就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康根长凌晨四点就来了，已经站了一个小时，紧盯着来往的面包车。试了几次上前询问，没等靠近就被年轻人挤在了外面，无奈之下，又退回等待的人群里。看到有人拿着冒热气的烙饼吃早饭，他咽了咽口水，从工具包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弄点吃的对付一口，填饱肚子就够了。”康根长舍不得花钱，如果没找到活儿，他要把一天的开销限制在10块钱之内。
在桥下等待招工的人。
人群中的康根长。
最近三个月，“没有活儿做”已是康根长的常态。
康根长今年68岁，西安蓝田县人，和很多村里人一样，过得不富裕，土坯房前几年靠资助才得以翻新。田地不到一亩，种玉米，勉强维持日常开销。为了挣钱，康根长和妻子到西安打工，已有十余年。两人在郊区租了房子，房租一个月300块，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和卫生间。
半坡立交桥下，每当有人来招工，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
吃早饭的工人。
康根长不识字，只能挖地沟，搬水泥，拿推车拉砖，年轻时做力工，每个月能挣4000块，现在很难抢到活儿。他不善言辞，没有年轻人会抢，即便抢到了，对方问了年龄，也会拒绝他。“老板看到年纪大就不让上车，有的老板直接说，你这岁数到工地也是白搭，快回去吧。”康根长说。
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证。之前有几次，上车时没问年龄，到了工地要身份证，他不敢给。工地离着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远，但年龄不符合要求，不能进，还是得回去。有些包工头会给一点回家的路费，也有不管的，康根长只能自己想办法。
在半坡立交桥附近，人们趴在车窗前和包工头询问工价。
临近中午，没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长在桥下休息。
等活儿的人群中，如果有人问起他的年龄，他会说自己“50多岁，长得显老”，从不轻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去年有一份屠宰场的工作，工资每个月有5000多，康根长特别想去，面试时一直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他心里有歉意，隐隐藏藏不是办法，在外打了10多年工，都是本分做事，没想到会在年龄上和人说谎。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证，意味着又要失去一个机会。
“不拿身份证你来干嘛？”康根长答不上来，最后回了家。“人家怎么也不给安排活。”康根长知道，年纪大了，老板怕他在工地出问题。他一般会找没有年龄限制的私人工地，但不给交保险，也面临安全隐患。
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地面不平，他摔进一米多深的沟里，断了3根肋骨。工头以为他在下面休息，叫他继续干活。康根长动不了，只能打电话给妻子，才送进医院。医药费六千块，私人工地不给赔，报警后对方才同意，但只赔了一半。
来桥下找工作的女工。
坐在路边吃馍馍的陕西女工。
等活儿无聊的时候，康根长（右二）在半坡桥下看直播表演。
康根长没活儿的时候，两人的开支主要靠妻子维持。三个孩子都已成家。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凑不上钱买房，35岁才结婚，三年前遇上车祸需要看病，家里因此背上了15万债务。这两年，康根长和妻子打工还上了10万，还有5万没还清。
妻子今年62岁，在西安城郊给雇主接送、照看孩子，每个月工资1500元。此前，妻子在另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老人七年，老人对她挺好，偶尔多塞一些钱。但雇主家里是非多，妻子有时会被老人的子女撵出门，在外面待到天亮再回去。
现在换了工作，没有了冷眼相待，时间也相对宽松，但工资少了一半多。在生活中，两个老人能省则省，不想拖累孩子，“这就是现实，没办法。”
半坡立交桥下，康根长是走得最晚的一个，晚上9点还会在那里等，零星会有一些临时的散活儿。最近接的几个都是清理垃圾，从夜里12点一直干到早上8点。“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只能趁着能动的时候多干些活，多赚些钱。”康根长说。
“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程世斌，61岁，临时工地
在钢架上刷漆的程世斌。
令程世斌庆幸的是，被国企（某建筑承包商）工地辞退后，还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他现在负责给钢材刷漆，每天要在5米高的脚手架上下30多次。年轻时轻松爬上爬下，现在一上去腿就软了， “老了，没有人想一直打工，生活所迫。”
61岁的程世斌是陕西宝鸡人，在一家国企建筑工队做临时工近40年，修过路架过桥，被辞退前在工地上开钻井空压机。机器坏了，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毛病。新来了工人，总工会让他做领班，处理棘手的活儿。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建筑工人被视为最辛苦的一个群体。程世斌去过上海，为摩天大楼洒过汗水。在川藏线上做工程，海拔4000米，走两步就喘不上来。一次工作疏忽，让他被4米多高的钻井机轧断了腿，养了3个月才慢慢恢复。
上脚手架前，程世斌准备系安全带。
用砂轮打磨钢架。
在工地上工人们清理建筑垃圾。
2021年9月，程世斌离开了工地，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5个月。
60岁“清退令”即将施行，三个年龄相仿的工友，一起被辞退，他们在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算是第一次在工地过生日。大家都很失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退休金，不知道怎么养老。拿着行李铺盖，程世斌骑着摩托车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
程世斌在脚手架上作业。
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在外面漂了一辈子，在家里待不住，爱喝点酒，打个麻将，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程世斌和同村的人商量，有小活就叫他。
去年疫情期间，程世斌到甘肃天水干了一个多月的绿化，每天就是干活、做核酸、再干活、再做核酸。
由于年龄原因，他多数是通过家里、朋友的关系找活儿，而且要经过老板的衡量——身体素质、反应程度、技能这些，考核通过，才能有个机会。
一天工作结束，程世斌和工友吃晚饭。
干了一天的活儿，晚饭后工人们回屋休息。
宋青峰是程世斌所在工队的领班。他介绍，现在很多工地除了查身份证，还要看体检报告，工人年龄超过55岁，就要考虑是否留用了。三年前，他曾和一名突发脑溢血的50岁工人家属扯皮了很久，还是赔了20万。“除了熟人介绍，一般年纪大的工人不敢用。” 宋青峰说。
程世斌如今的工资是一天190，他已经连续干了一个月，一天都没休息，“休息一天190没了，都要坚持的”。他计划再干五年，想自己多存一点钱，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
以后程世斌还要不停找活儿打工，“我挣我的苦力钱，我对自己负责，对老板负责，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长时间的刷漆工作后，程世斌来天台上透气。
高江才，64岁，日结工
在西安西郊劳务市场，看工友在路边打牌，成了高江才消磨时间的方式。高江才今年64岁，贴过瓷片，铺过水泥，靠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
他每天在工地抬大理石，要两个人一起才抬得动，每天要干够九个小时。上年纪后，他明显意识到自己不如年轻时应付得来了，太高了会害怕，手比之前更抖了，搬板子时落在工友后面了，他会歇一歇，再慢慢赶上来。
高江才（左二）等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看工友打牌。
在电动车上午睡的工人。
在街上找工作的人。
高江才每月有三千块退休金，他想多挣点儿，出去找活干。儿子结婚时，他和妻子在西安买了套房子，花了30万首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如今儿子在外地工作，房子儿媳住着。妻子干保洁工作，女性过了58岁，活儿就更少了，两口子都想多挣一点，给孩子补贴一点，“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也都是为了孩子。”
不过，高江才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活。在高江才的手机里，招工群每天都会发布信息，多数都有年龄限制，他只能通过工友带进工地干活儿。
没有合同庇护，被坑是常有的事。去年去搬瓷砖，干了20天，包工头突然让他从工地离开，说他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直到今年工资还没有结完，拖欠4000多，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没有钱，等着”。现在高江才找的活儿都是不卡年龄的，“画上工日，说过两天结”，结果往往落空。
没接到电话时，高江才也会骑着电动车接一些载客的散活儿。
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饭。
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房租每个月 300元，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已经破旧，他们舍不得换新的。
他也尝试去做一些私人家装，铺地砖，安装水电，比工地工资高，也没有了包工头赚差价，却容易碰上苛刻的业主。有一位验收时找借口不给钱，高江才气不过，可以不给钱，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要砸掉。后来3000多块钱的活赔了200，在那之后，他不再接私人家装的活儿了。
媒体报道中，过去10年里，建筑工人群体几乎没有吸引到年轻人进来。年轻人不爱干，只有老人肯吃苦，工地对年龄上限做了要求后，不愿离开的老人成为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现在，高江才每天六点半赶早，去招工多的地方等着，只有小工，没有大工，久久寻不来合适的机会。等工的时候，他喜欢看人打牌下棋，但自己不打。“不能把辛苦挣的钱在打牌时输掉。”高江才说。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如果没找到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