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
2020年8月23日
本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国。为加入WTO，中国的政府官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从一开头就对那种不惜代价要加入WTO的做法抱反对态度。加入WTO之后不久我更直接指出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可是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还有人把加入WTO说成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三里程碑。对此我当时就在个人微博中作了系统的驳斥。
我在2018年的这次讨论中明确地论证了，大幅度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加入WTO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则是放弃对国内产业保护放任外国高技术产品占领中国市场，阻碍中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使汽车级别以上的高技术产业形不成出口优势，长期中反倒放慢出口增长，同时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过早放慢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
这里整理出来的是有关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的全面论述。
加入WTO的利与弊
中国从加入WTO中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此可以享受到WTO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中有权得到的普惠制待遇，大幅度减少外国对进口中国产品所施加的各种阻碍，包括大幅度降低外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一言以蔽之，加入WTO的主要好处是大大减少中国产品向外国出口的障碍，增加中国产品的出口。
加入WTO对中国的主要害处，是中国必须履行WTO规定的各种义务，大幅度减少对外国产品进口所施加的各种阻碍，包括大幅度降低对进口的外国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此而增加进口，减少了为本国生产者所保留的国内销售市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的大多数现代制造业都属于国际贸易专业中所说的“幼稚产业”。由于掌握的生产技术不够，发展中国家最初根本就不能生产“幼稚产业”的产品，而在刚刚能够生产这些产品时，通常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质量低且成本高，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无法靠平等竞争获得销路，就是在国内市场上往往也竞争不过进口产品而无法销售。
在这种情况下，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或采取其它方法限制进口，会迫使进口产品提高其售价，让国产的幼稚产业高成本产品在不亏损的情况下也能够销售得出去。本国幼稚产业的产品能够销售得出去，其生产就能够继续甚至发展。而持续的生产会自动发生“干中学”的“学习效应”，提高幼稚产业产品的质量降低其成本，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使本国幼稚产业的产品成本降到不高于外国相同产品的成本，这样幼稚产业就转化成了成熟的产业，能够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产业竞争。这就是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高关税对幼稚产业的培育作用。
李斯特和小穆勒都指出了保护关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和培育作用。由于这种作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WTO及其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才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其幼稚产业而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但是WTO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时为其规定的允许征收的进口关税都太低，不能使其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加入WTO时更是横加阻拦，以敲诈勒索的方式逼迫中国接受进口产品的低关税，还找种种借口使中国无法享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普惠制待遇。这就注定了中国加入WTO的弊大于利。
加入WTO时接受的苛刻条件
梅俊杰的《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辩》一书正确地指出了，为什么4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能在一开头就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在那之前的30年中，中国在没有进口干扰的环境下奠定了工业全面发展的雄厚基础。该书的360页上说：走向富强的要害绝不是自由贸易，而在于殖产兴业。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局面正好成全了一种足够长期的贸易保护格局，虽然加之其它原因而致综合成本畸高，但终究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况且，中国直到1990年代中期都还位居关税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对外开放也在总体上遵循了渐进和自主的战略。
但是，为了加入WTO，当权者却让中国接受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本来绝不应接受的许多苛刻条件。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一书307—308页上说：
用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麦克·穆尔的话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购买了一张进入这一国际俱乐部的高价入场券。如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所述，中国做出的市场准入承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或超过了其它成员国。例如，中国保证到2005年将其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至8.9%，而可比的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的关税率分别为30.9%、27.0%、32.4%和36.9%;中国在其最敏感的农产品上答应的关税率比日本低得多;中国同意将其所有关税限定在新定的低范围内，连美国贸易代表都坦言“很少有国家这样作”;中国也在世贸协定涉及的所有服务业中作出了承诺，这也是很少国家做到的。尤其是在包括金融、分销在内的服务部门中，中国承诺的深度也是它国罕见。在市场准入之外的规则领域，中国同意遵守几乎所有的规定，包括承诺完全遵守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在保障、反倾销、补贴等领域，中国均接受了超越世贸要求的额外规定。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过渡性具体产品保障条款，同意它国在中国入世后12年内可对华实施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并同意对华特别延长纺织品保障措施;同意它国在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在实施反倾销调查时，一直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意放弃补贴和反补贴协定中本可由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援用的有利条款;等等。中国接受了其时其它国家均未接受的入世条件，从外部看，美国是个关键因素。
按照这样的初始条件加入WTO的结果，是中国得到的不受阻碍出口产品的待遇太少，而为此放弃的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权利太多。正因为如此，我才在一开头就说加入WTO弊大于利。
一方面，加入WTO意味着实行一整套具体的贸易政策，其中既包括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又包括外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加入WTO本身又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对外贸易战略。任何国家如果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WTO成员国，就必须遵守WTO的规定和规则。加入WTO后近20年的实践证明，不仅加入WTO时实行的那一整套具体的贸易政策对中国弊大于利，而且加入WTO这个对外贸易战略本身就给中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20年后回顾加入WTO的后果
20年来的实践已经说明，加入WTO时实行的那一整套具体的贸易政策对中国弊大于利，大幅度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而加入WTO是得不偿失。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则是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长期中反倒放慢了中国出口的增长，过早放慢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
总的说来，加入WTO最直接的结果是，外国减少了对中国产品向其出口的限制，中国的出口可以大大增加;而中国对外国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少了，中国的进口也不得不大大增加。于是，中国在国际市场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迅速增加，而进口的大量外国的技术密集产品则挤占了中国国内市场，使中国的进口竞争型产业难以发展。这样，加入WTO使中国过多地集中发展低端制造业生产，放慢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加入WTO已经将近20年了。早在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我已经系统总结了加入WTO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后果。那个总结到现在仍然适用。当时我在微博中写道：
当年加入WTO时我就判定，那样加入WTO弊远远大于利。我的观点已经详细表示在WYZXWK(乌有之乡)网站“更多学者”栏中的“左大培”名下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包括在我2003年就修改入世条款发表的信中。可当时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前外经贸集团还到处宣传加入WTO的好处。我当时就发狠说我要秋后算帐。现在正是秋后算帐的时候，事实证明了我的预言正确。
尽人皆知，加入WTO不是一项孤立的对外贸易政策。围绕着加入WTO的决策的是一套系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当时大肆宣扬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2018年5月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我就在微博中做出了总结性的结论：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证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错误的，围绕着加入WTO的经济发展是失败的，放弃对国内产业保护加入WTO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加入WTO的利在短期，而弊在长期且深远。加入WTO的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则是长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长，妨碍国家总体的技术进步，过早放慢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
以下就这一结论的各点分别展开论述：
短期中的出口增加
加入WTO对中国的唯一好处是能增加出口，不过这一好处只是短期的。加入WTO后外国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国出口增速由每年约10%上升到在十年中几乎每年都在20%以上，贸易顺差也由每年几百亿美元上升到千亿美元以上。但是由于放弃对高技术产品国内市场的保护，进口也高速增长。由于出口增加远远快于进口增加，加入WTO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的贸易顺差飞速增加，这是加入WTO对中国的最大好处。
具体说来，加入WTO前中国货物出口额每年增速约在10%，加入WTO后2002-2011年几乎每年出口额都增加20-30%，只在2009年因美国金融危机出口额显著减少。这使中国的货物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983亿美元。这期间在2005年后人民币还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本身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并没挡住中国的货物出口额每年仍然以20-30%的速度增长。
但是，加入WTO加快中国货物出口增速这唯一的好处也是短期的。货物出口增速由每年10%跃升至20-30%也就维持了10年。2012-2014年中国出口额增速降到10%以下，2015和2016年出口额甚至出现显著下降，2016年人民币明显贬值后，2017年出口额才恢复性地增长了10%。2018年和2019年的出口增速也只是维持在每年8%作用，回到了加入WTO之前的每年增速。
加入WTO提高中国货物出口增长率这一好处之所以是短期的，是因为加入WTO在长期中反倒阻碍了中国出口能力的增长。这又是因为加入WTO后放弃对高技术产品的国内市场保护，进口也高速增长。大尺度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导致外国高技术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发展高技术产品生产，使汽车级别以上的高技术产业形不成出口优势，这在长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长。
在长期中放慢出口增长，这只是加入WTO阻碍中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所带来的恶果之一，而且是相对较小的恶果。加入WTO后放任外国高技术产品占领中国市场，阻碍中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它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过早放慢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
放慢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和格局下，一个新兴工业国整体的产业技术水平，可以很清楚地以其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产业来表示。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标志性的出口优势产业，都呈现出从纺织到钢铁、造船、小轿车制造直到造芯片逐步提升的规律。出口优势产业的这种提升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相应的工资水平逐步上升造成的，这五个产业的出口优势代表了国家整体的产业技术水平，哪个产业有出口优势，就标志着国家整体的产业技术水平上升到了哪个级别。
显而易见，整体说来，现代的钢铁生产需要比纺织品生产更高的技术水平，造船需要比钢铁生产更高的技术水平，制造小轿车需要比造船更高的技术水平，而生产芯片又需要比制造小轿车更高的技术水平。恰恰是对于日本和韩国这种人均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其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还很低时，工资很低，纺织业这种劳动密集产业能够表现出最强的比较成本优势，可以将这样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称作“纺织业级别的”;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比这高一个档次时，工资会也相应提高一个档次，需要的技术水平类似钢铁制造那样的行业会表现出最强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样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就可以称作“钢铁业级别的”;再高一个档次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下工资还会再提高一个档次，需要的技术水平类似造船业那样的行业会表现出最强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样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就可以称作“造船级别的”;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比“造船级别”高的就跨入发达国家门槛了，工资和人均收入也会接近发达国家，这样的国家需要的技术水平类似小汽车制造那样的行业会表现出最强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样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就可以称作“小轿车级别的”;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比“小轿车级别的”更高的就可以算作整体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这种国家需要的技术水平类似制造芯片那样的行业会表现出最强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样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可以称作“造芯片级别的”。制造业达到了造芯片级别的国家，就会有发达国家的那种高工资和高人均收入。
这样按纺织、钢铁制造、造船等级别来表示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好处：一个国家制造业技术水平的级别，也就是这个国家当时在国际贸易中最有出口优势的产业。当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是“造船级别”的时候，该国当时在国际贸易中有最强的出口优势的应当就是造船产业。而这种出口优势通常都可以很容易地以该行业产品的出口对进口之比来衡量。
使用这样的衡量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标志性的出口优势产业都在五十年内实现了从纺织到钢铁、造船、小轿车制造直到造芯片的迅速上升，大体上在四十年内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就从纺织级别上升到小轿车制造级别，在五十年内上升到造芯片级别。而中国在加入WTO时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就已经上升到造船级别，但是在近20年后的今天，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没有上升到小轿车制造级别。这是一个最清楚的证据，说明加入WTO时大幅度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极大地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放慢出口能力的增长。
中国在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纺织业就是出口优势产业，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纺织业级别”。到2016年，中国大豆出口1亿美元，进口339亿美元，进口大豆8391万吨;金属加工机床出口29亿美元，进口75亿美元;钢铁出口432亿美元，进口169亿美元;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225亿美元，进口19亿美元;汽车出口106亿美元，进口444亿美元，其中小轿车进口135亿美元;芯片进口金额极大而且远远超过出口。这表明2016年中国的钢铁业和造船业都已经有很强的出口优势，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不会低于“造船级别”，更不会低于“钢铁业级别”;但是2016年中国汽车和芯片的进口都为出口的多倍，说明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既没有达到“小轿车级别”，更没有达到“芯片级别”。总的说来，2016年中国由技术水平和工资决定的出口优势产业、由这种优势产业表示的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未达到小轿车级别，仍然停留在造船级别。
这种格局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2019年中国出口集成电路7008亿元人民币，进口集成电路则为21079亿元人民币，出口汽车1049亿元人民币，进口汽车3332亿元人民币。小轿车和芯片的进口都仍然是出口的好几倍。这就是说，加入WTO已经将近20年，中国由出口优势产业表示的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未达到小轿车级别，仍然停留在造船级别。
其它来源的数据也描述出同样的态势。据彭博新闻社计算，中国2016年消费品和资本品(含钢铁)的贸易竞争力已经接近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但是在附加值更高的零部件方面的贸易竞争力与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消费品贸易竞争力相当强，零部件、资本品贸易竞争力更强;90年代初消费品已无贸易竞争力。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而目前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在国际上相对比较还低于发达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也显示：2014年国内附加值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例，美国为84.7%，日本为81.8%，中国为70.7%，韩国为62.1%。显然，这个比例低的国家，其出口品生产中使用的外国进口原料和零部件多。而当今的高技术往往体现在一些零部件的制造上。对中美日这样的大国来说，这个比例越高，技术水平高的制造业就越发达。这也证明，目前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在国际上相对比较还是低于发达国家。不过这个比例低的国家出口减少对本国收入的影响反而小。
可是在加入WTO时，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就已经达到了造船级别!
2000年中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约494亿美元，进口约166亿美元;钢铁出口35亿美元，进口95亿美元;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16亿美元，进口3亿多美元;汽车及底盘出口近2亿美元，进口近12亿美元，其中小轿车进口近5亿美元。纺织产品和船舶的出口都显著大于进口，但钢铁和汽车的出口则明显小于进口。按这样的进出口结构，似乎无法按“纺织—钢铁—造船—小轿车”的出口优势序列来判定当时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了什么级别。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当时的钢铁业正处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不能简单地按其出口与进口之比来判断它是否有出口竞争力。2000年中国钢铁的出口还远小于进口，但这不是由于中国当时的钢铁生产还没有国际竞争力，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尚不能满足国内对钢铁的需求。证明这一点的是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中和之后的十年中中国的粗钢和钢材产量都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2000年中国产成品钢材13146万吨，2007年中国就产钢材56560万吨。这样快而持续的增长必须有足够的国内需求拉动。当中国国内的生产已经能满足国内需求时，中国钢铁生产的出口竞争力就充分显示了出来。2006年以后中国的钢材出口就超过了进口，2007年后中国的钢铁出口就稳定超过了进口。
基于以上考虑，尽管2000年中国钢铁的出口还远小于进口，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中国那时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钢铁业级别”，达到了“造船级别”。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在国内钢铁产能增加几倍后，2007年后中国的钢铁出口就稳定超过了进口，而且是中国的船舶出口2000年后通常都显著高于进口。这都表明2000年中国由技术水平和工资决定的出口优势产业确实达到了造船级别，已经超过了钢铁级别，只是还未达到小轿车级别。
2000年与当前的对比表明，加入WTO时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出口优势产业就是造船级别的，可近20年后的今天仍停留在造船级别，没有上升到“小轿车制造”级别。而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只用了40年时间就将出口优势产业从纺织业提升到小轿车制造，不到50年又提升到造芯片。相比之下，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太慢，使我都感到汗颜，不好意思多讲这些。
加入WTO对国内产业发展的伤害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纺织业就是出口优势产业，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小轿车制造还不是出口优势产业，首要原因是长期忽视高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加入WTO后的20年实际上放弃了对高技术产业国内市场的保护，由此放弃了对高技术产业的保护。开放外国产品进口放弃对国内生产的保护对国内产业发展的伤害，从很多产业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加入WTO时为换取西方国家放宽对中国低技术产品的进口限制，放弃了对汽车、芯片等高技术产品的高进口关税，放弃了对这些产品国内市场的保护，任由外国成熟产业的低成本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使中国企业难以渡过生产高技术产品初期的高成本难关，极大阻碍了中国企业向生产高技术产品过渡并取得优势，使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出口优势产业在近20年中停留在加入WTO前已经达到的造船级别，连只高一个级别的小轿车制造级别也没升到。
——加入WTO使对中国的汽车、芯片、高端机床等高技术产业没有给予足够长时间的保护。中国的对外经贸政策要有助于国内产业发展，就必须大力保护民族产业，特别是鼓励高技术的高端制造业发展，严格限制一切可能妨碍高端制造业成长的进口。加入WTO前中国以动辄百分之百的关税等限制进口措施保护扶持，使民族家电产业在十几年中作大作强。而技术更高的汽车、芯片、高端机床等产业需要更长时期的保护，但是加入WTO时为换取外国放宽对进口中国产品的限制，放弃了对高端制造业的保护，开放进口，使汽车、高端机床、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发展放慢甚至停滞。
——加入WTO使中国丧失了发展小轿车产业的良机。加入WTO时，中国国内对轿车的需求爆炸性增长，奇瑞、吉利等完全自主的轿车制造企业自发涌出，本可以象此前十多年出现的蜂拥发展家电产业那样，实现中国小汽车制造业的爆发性发展。但是加入WTO后大幅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外国汽车涌入使自主汽车产业无法渡过造高档车初期的高成本难关，使国内小轿车制造的进步缓慢，燃油乘用车制造一直陷于明显落后的状态，至今没有根本改变。
——加入WTO严重打击了中国的芯片制造。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议，而该协议规定取消200种最主要的信息技术産品的关税。前外经贸集团从来就不敢说是否自那以后芯片进口就零关税。进口芯片零关税使美日韩芯片充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则因为新进入芯片生产的巨额高成本而不敢生产芯片。
为自主发展本国芯片制造，不仅政府应当为自主制造芯片投入足够资金，而且就是在加入WTO十几年之后，中国更需要大幅提高所有芯片的进口关税，以鼓励国内用户使用国产芯片，收回为芯片国产在初期所投入的巨额成本。提高关税不仅应针对从美国进口的芯片，而且应当包括从日韩等所有外国进口的芯片。如果因为芯片的成本上升导致国产电脑、手机竞争不过进口产品，那就应大幅提高电脑和手机的进口关税。但是提高芯片进口关税鼓励使用国产芯片受到WTO规则制约，而且一讲到为发展本国芯片制造提高芯片、电脑和手机的进口关税，外经贸集团就说这违反了许多与外国的协定，特别是违反了加入WTO时的承诺。但是，恰恰是因为鼓励自主发展本国芯片制造就要违反加入WTO时的承诺，才证明当初那样放弃对国内产业保护加入WTO是错误的。
——为加入WTO牺牲了中国的仿制药生产，因此而牺牲了中国的广大用药患者的利益。
新中国不理西方的专利在40年中大规模全面生产仿制药，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需要。20世纪90年代，为加入WTO搞严格保护西方企业知识产权，从此禁止本国企业生产过去没生产过的仿制药，严重妨碍了民族制药业发展，损害了用药的患者利益。这是加入WTO带给中国的一大害处。
印度加入WTO时也禁止了生产仿制药。但是，印度利用了WTO给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权利。一是过渡期，印度比中国晚12年对药品实行专利保护。二是强制许可，根据本国公共安全需要，可以未经专利持有人许可，生产专利期的药品。而且，印度虽然原则上不准生产仿制药，法院却在知识产权爭端中偏袒本国企业，保护它们生产仿制药。本来中国应当至少象印度那样作，WTO的吹捧者却装孙子非要搞名义上的平等保护，实际上是按西方要求的法律保护西方企业的专利，把保护西方企业知识产权当成神圣不可侵犯，既阻碍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更损害广大患者利益。
由于WTO给了发展中国家过渡期和强制许可这样两个权利，所以西方国家要改革WTO，取消给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连这样两个权利都不利用，更使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
——为加入WTO而开放了大豆进口，牺牲了中国的大豆产业，严重伤害了种植大豆的东北农民利益。2018年我谈到中国在贸易战中回击美国的措施时，就有评论提醒我讨论大豆问题。我特意最后谈大豆问题，是因为保护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关系中国的未来，而保护中国的大豆产业主要是面对过去，保护中国东北农民的已有利益。加入WTO时中国为粮食安全坚持保护大米、小麦、玉米产业而放弃了对大豆的保护，结果是进口大豆冲垮了中国的大豆种植和榨油业。不过，我一直认为，由于中国总体上人多地少，使农产品生产成本高，长远来说可以适当进口一些大豆，只是也要注意保护国内大豆种植者们的利益。
——加入WTO后实行的普惠制关税政策造成了外贸上的严重结构问题。加入WTO后外贸上的主要问题，一是进口关税太低不足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二是结构问题严重，在对美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对韩国贸易逆差巨大，对德日也有明显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是，对德日韩的贸易逆差是因为它们的制造业总体上还比中国强，工资又不是相对很高。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限制这些国家产品进口，以在制造业上全面赶上超过它们。这就需要对德日韩的进口产品征高关税以限制其进口。而对美国，因为有很大的贸易顺差，本来可以把进口关税订得比较低以容许多一点进口。这样，对中国发展最有利的是对韩日德实行进口高关税，对美国实行进口低关税。但是WTO的普惠制关税规则不允许在进口关税上搞这样的差别待遇。
这样，就WTO规定的那种普惠制关税来说，自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问题就是关税太低，不足以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普惠的关税太低的害处，主要不是没挡住美国产品的进口，而是放任了韩国、日本、德国的产品进口，使它们形成了显著的对华贸易顺差。而正是这些国家的产品进口妨害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
诚然，至今为止，实行WTO的普惠制关税规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反倒是出口远远大于进口。但是，外贸政策上第一位的不是促进出口，而是保护国内的市场和产业。而在保护国内的巿场和产业上，需要的主要不是阻止美国货物进口，而是阻止日本、韩国货物进口。这不仅是因为日本特别是韩国对华货物贸易有顺差，更主要的是因为日本、韩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几乎都是中国应当大力发展的制造业产品，它们的进口妨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
韩国和日本一直对中国有明显贸易顺差，韩国的顺差甚至比从中国的进口还多。问题在这种顺差有明显的日韩是先进工业国、中国是落后国家的特征。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发展自己的产业，消除对日韩贸易逆差。为此必须大力限制日韩产品进口，以帮助本土企业发展。但加入WTO反倒削弱了对日韩产品进口的限制。这是加入WTO坑害中国之处。
日本和韩国一直要中国对它们的产品和投资开放，目的要中国在经济上依附它们。近几十年来，日本实际上还是想以和平方式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利用贸易自由化阻止中国发展，把中国变成它的经济殖民地。加入WTO时的开放市场承诺实际上帮助了日韩实现其图谋。中美发生贸易战后，本应纠正这个错误，加强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WTO的吹鼓手们却要从依附美国变为依附日韩。
——加入WTO并未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反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加入WTO时为换取外国放宽对进口中国产品的限制，放弃了对高端制造业的保护，开放进口。这样虽然换来了十年中出口的高速增长，但出口的几乎都是工资一高就丧失国际竞爭力的低端制造业产品。而正是这种出口造成的巨额贸易顺差成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最主要借口。进行贸易战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加入WTO后放弃对高技术产品国内市场的保护，使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以几乎与中国的出口一样的速度高速增长。由于进口产品占领市场，中国企业不敢发展高技术产品生产。由于对本国的高端制造业保护严重不足，加上长期忽视自主研发，汽车、芯片、客机、高端机床等高端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慢。这些都大大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上升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燃油乘用车和芯片的制造等高技术产业一直不能形成出口优势。这样，加入WTO之后最初十几年的出口高速增长，基本上利用的是加入WTO前已经形成的技术能力，是在这个基础上享受外国一次性放宽对中国产品进口的限制而造成的。在耗尽了加入WTO前已经形成的技术能力后，由于没有形成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率优势和出口优势，中国的出口增长就开始放缓甚至下降。
201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增长停滞甚至出口额下降，知情者都说是因为工资上升使中国出口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工资上升而造成成本不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正是那些加入WTO前已具有出口优势的低技术产业。如果此时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上升到了小轿车制造甚至芯片制造级别，在中国目前这样的工资水平下出口优势产业会变成小轿车制造甚至芯片制造级别的产业。那样的话中国的出口额还会明显上升。正是为加入WTO放弃对高技术产业的保护阻碍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上升的这一进程。这样，加入WTO只是在短期中提高了中国出口的增速，在长期中却妨碍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反倒放慢了中国出口的增长。
潜在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由于最近几十年长期轻视自主研发，加上加入WTO之后对本国高端制造业的保护严重不足，中国加入WTO之后汽车、芯片、客机、高端机床等高端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慢,导致了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过早下降,已经从上世纪末的年均增长9%多下降到最近一些年的不足8%。而潜在产出的增长是决定长期实际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潜在产出增长率降到不足8%，是中国最近一些年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不足7%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入WTO放弃保护本国产业的最大害处，就是降低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有的年份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14%。但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高并不意味着那些年中国潜在产量的增长率高于10%，接近10%的潜在产量增长率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常态。没有什么数量化的分析能够证实，2003年到2008年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速度比这个常态有明显提高。
可以说，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很高，但是那些年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速度并未比过去明显提高。那些年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高，是因为在此前许多年中中国的宏观总需求明显不足，总产出大大低于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而2003年到2008年与此前多年相反，宏观名义总需求增加得大大快于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最初高增长是在填补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缺口，最终过快增长的总需求拉动总产出超过了潜在产出，造成了通货膨胀。
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名义总需求这样快增加，首先是由于房价上涨拉动房地产投资急速增加，但是加入WTO造成的出口特别是凈出口急剧增加也加剧了名义总需求快速增加。而这双重因素造成的宏观总需求过大很快就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WTO之后的短期内出口加快增长导致净出口增大，只是加剧了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宏观经济问题，给国内的经济健康发展添乱。
前边说过，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很高，但是那些年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速度并未比过去明显提高，对这一点的主要证据就是，那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并不高于加入WTO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个时期中国经济都过热并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实际生产潜力的增长速度并未提高。
而加入WTO之后与加入WTO之前的根本差别在于，加入WTO之前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紧缩只是将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到略高于7%，同时引发了明显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这表明当时将年经济增长率降到7%使实际的经济增长远远低于潜在产量的增长率。而2011年开始真正实行紧缩之后，经济增长率开始迅速下降，不仅201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降到很低，而且近年经济增长率降到低于7%，仅略高于6%，同时却并未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这说明加入WTO之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显著低于潜在产量增长率。加入WTO之后，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生产潜力每年的增长率已经从过去40年中的将近10%下降到也许不到8%。
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主要靠的是本国企业在掌握现代生产技术上的进步。落后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先进技术很快地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是随着落后国家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缩小了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落后国家靠借鉴先进国家技术来提高本身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因此，原来的落后国家在大大缩小了其与先进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之后，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明显降低。二次大战后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十年以上年均增长9-10%的高增长，后来经济增长率都迅速下降，就是为此。
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后结束的。但是当日本的年均高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时，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了对美国的出口优势，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也有压倒美国之势。而中国加入WTO之后生产潜力年增长率明显下降时，汽车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都还处于依附美国的弱势。这不仅是由于长期忽视自主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也是由于加入WTO后放弃了对高端制造业的保护。这些都大大放慢了中国的汽车和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过早降低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率。
我在2018年的这次讨论明确地论证了，大幅度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加入WTO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则是放弃对国内产业保护放任外国高技术产品占领中国市场，阻碍中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使汽车级别以上的高技术产业形不成出口优势，长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长，同时放慢了中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过早放慢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
我的微博历数了加入WTO的这许多弊端，投靠WTO的利益集团就出来写评论，以威胁的口气要我“慎言”，说什么“如果不加入WTO，中国商品就不可能全面占领全球市场。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也不会全面释放出来，这是个常识性问题”。我立即回击说：这人说的常识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说不加入WTO就不会全面释放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这是胡说八道。中国商品全面占领全球市场本身就是谎话。中国造的汽车和高端机床占领全球市场了吗?别说占领外国市场，加入WTO倒使外国品牌车和外国芯片全面占领中国市场。从2015年开始中国出口就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就是因为加入WTO妨碍了中国产业升级，放慢中国经济发展。都到这份上了，还好意思吹全面占领了全球市场?加入WTO派搞的拼命向全球出口，给了发达国家反华分子煽动工人反对中国产品夺去他们工作机会的口实，是今日中国遇到困难的源头。这些我16年前就说清了。
现在还要补充的是：一国的劳动生产力没全面释放出来，责任一定在其宏观经济政策，要怪宏观总需求不足，与是否加入WTO无关。竟然说得出“全面释放生产力”这种话，只能表明WTO的吹捧者们连起码的经济分析和对外贸易理论都不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释放现有的劳动生产力，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加入WTO恰恰妨碍了提高劳动生产力。
被动挨打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已经指出，加入WTO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对外贸易战略。任何国家如果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WTO成员国，就必须遵守WTO的规定和规则。加入WTO的鼓吹者当初就是从这个层次来宣扬加入WTO对中国的好处。而近20年的实践恰恰证明，加入WTO并忠实遵守其规定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对外贸易战略。
贸易战中的被动挨打
当初加入WTO时，WTO的吹捧者避而不谈为加入WTO如何放弃了对中国产业的保护，却一个劲地吹嘘加入WTO在国际贸易规则上对中国的好处。他们宣传说，加入了WTO就参与了国际贸易规则特别是WTO规则的制定，还能够防止美国这种国家以WTO规则不允许的方式阻止中国产品的对其出口。20年来的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谎言。
铁的事实已经证明，想用WTO规则约束美国，阻止它搞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不仅完全避开了WTO，而且就是直接违反了WTO的规则。美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提高关税直接违反了WTO规则，WTO也没把它怎么样。我当时就在微博中说：事实证明WTO就是个屁，屁还有点味，WTO这个屁连味都没有。加入WTO时自由贸易派说可以靠WTO阻止西方的保护主义，那是欺骗祸害中国人民。
更重要的是，加入WTO时也并不是不可能知道美国很可能不遵守WTO的规则。美国早就规定在贸易政策上国内法优先，这在法律上已经确保它随时可能任意违反WTO的规则。要中国严格遵守WTO规则，只是让中国束缚自己的手脚妨碍自己发展，而美国则自始就根本不想受WTO规则约束。
当年在热议加入WTO、服从WTO规则的问题时，主张依附美国的人就到处宣扬：加入WTO会约束美国对中国搞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中国出口，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据此煽动放弃对中国产业的保护。我那时就没有相信他们这一套，还明确宣传应当学美国，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国内法优先。但是当时没人听我们的主张，却让主张依附美国的人用遵守国际规则来骗人。到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夕，这种人还在装国际贸易专家、中美贸易问题专家、WTO问题专家，在国内到处骗人害人。
那些说WTO的规则能够阻止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如果不是存心要帮西方骗中国人，就是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情一无所知。其实，美国不顾WTO的规则转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
大一点的先进国家搞自由贸易长远会受害，因为先进国家原来繁荣的先进产业会由于别国相同产业发展的冲击而衰落，遭受过多的失业和震荡，因此先进国家会极力阻止别国相同产业的发展，WTO也容许为受冲击产业实行紧急进口限制。如果原来的落后国家发展成先进国家，原来的先进国家会衰落，变为彻底受害。美国二战后初期想搞贸易自由化，就在国际上主持搞了个贸易有限度自由化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想以此拆除别国的贸易壁垒。当时不少国家抵制和不参加关贸总协定。这个关贸总协定后来就演变为WTO。等到后来连中国和俄罗斯都参加了WTO，美国就感到别国产品的进口威胁其国内就业，这就最终导致它干脆甩开WTO搞贸易保护主义。
加入WTO时我就预料西方发达国家会加强其贸易保护主义。我在那时写就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第九章第三节中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这些问题激起了发达国家工人中要求保护、反对全球化的激烈情绪。它们迫使发达国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其实那就是表达我当时的预料：美国以后会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后发生的事实是：美国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比我那时预料得晚，但是却更猛烈。
加入WTO时想搞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开放国内市场换取发达国家开放其低端产品市场，增加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我在那时写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问题激起了发达国家工人中要求保护、反对全球化的激烈情绪，迫使发达国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又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使它们更加难以实现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当时我就说，中国若全力出口低端产品，这样大的低端产品出口必定要求发达国家进行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由此引起的发达国家工人反抗必定加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阻止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这样，加入WTO时我就料定：总有一天，发达国家会采取最近特朗普作的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之类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入WTO时想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开放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进口，以换取发达国家开放中国的低技术产品进口。而中国这样的大国集中生产并出口低技术产品，将迫使发达国家调整其经济结构，放弃其低技术产品的生产。但是，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十分顺利地完成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放弃其低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经济上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工人失业之类的问题。这将导致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于是，加入WTO并忠实遵守其规定的做法，最后导致的是美国不遵守WTO规则而中国单方面遵守WTO规则，这就使中国在美国挑起贸易战时被动挨打。
这种被动挨打表现在：由于加入WTO并忠实遵守其规定，中国在美国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时，除了有理由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实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外，不能再提高其它国家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平衡自己的国际收支。
前边已经指出，中国虽然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却对韩国有明显的贸易逆差，甚至对日本也有贸易逆差。美国阻止中国产品进口要消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可能使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顺差消失甚至出现逆差，就是在短期内也降低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对中国国内的就业不利。从国际经济关系上抵消这一不利影响的办法，就是提高德日韩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减少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但是要遵守WTO规则，就不能这样做。
前边也已经指出，本来加入WTO就使对德日韩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太低，需要的是提高德日韩产品进口关税以保护和鼓励替代其进口的国内产业发展，这些产业包括芯片、轿车及其零部件、机床及其零部件和高端化工品的制造。但是WTO的规则不允许这样单方面提高德日韩产品的进口关税，更不允许以提高进口关税相威胁逼迫韩国减少其对华贸易顺差。这样，加入WTO并忠实遵守其规则，就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只能被动挨打，在有劣势的地方挨人整，而不能在有优势的地方主动出击。
更荒唐的是，2018年特朗普带头突破WTO规则打贸易战并使WTO瘫痪，这本来给了中国提高进口关税的最好机遇。但是那些WTO的信奉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降低美国以外其它国家产品的进口关税。这当然已经不是忠实遵守WTO的规则，而是在WTO规则之外进一步打击中国企业。我当时就指出，这样作的人只显示出他们是德日韩的奴才。
我在微博中一说应当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就有评论说在中国主张的多边贸易体系下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行不通。我当时就在微博中回答说：这评论显然指WTO规则禁止中国普遍提高进口关税。正因为如此，当年接受那些屈辱的条件加入WTO才是错误的。它造成20年来对国内产业保护不够，最终延误了中国高速发展。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加强对民族产业的保护。WTO不准提高关税，那就把它甩到一边。加入WTO时自由贸易派说可以靠WTO阻止西方的保护主义，那是欺骗祸害中国人民。倒是应当学点特朗普，甩开WTO，提高进口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特别是提高对日韩德关税，WTO敢来碍事就退出WTO。只要甩开了WTO的规则，中国就可以单方面提高日韩德产品关税，以保护和扶植国内民族产业。这几国对中国都有贸易顺差甚至很大顺差，用特朗普的逻辑说，就是与中国打贸易战相互限制进口，最终是它们吃亏。中国加入WTO搞普惠的低关税，便宜了韩日德产品乘虚而入打压民族产业，中国贸易战时的普遍降关税更是帮它们整中国企业，是在挨了美国一拳后又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
贸易战爆发时我就指出，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行动根本就不考虑是否违反WTO协议，中国正好借此机会甩开那个妨碍中国发展的WTO规定，全力扶植和保护高技术的高端制造业。对飞机、芯片、高技术的机器设备、新开发的药品等高端化工产品，国家不仅应资助和扶持，而且应该每当一种新产品研制成功要投资量产时，就提高同类产品的进口关税。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年加入WTO接受其规则，就是自己戴上个紧箍咒阻碍自己发展。那以后前外经贸集团的传人着了魔似地见着个自贸区就死乞白赖地要加入，全不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为念。其实对中国重要的，根本不是去抢占外国市场，而是保护好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有这么大国内市场的中国应当与外国逐个商定双边协定，这对中国最好。加入WTO再忠实遵守其规则就是得不偿失。
美欧日打击中国的“WTO改革”
加入WTO再忠实遵守其规则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被动挨打，不仅表现在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难以作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更表现在还要承受美欧日要改变WTO规则所造成的经济上的伤害。美欧日要改变WTO规则，就是它们近年所鼓吹的“WTO改革”。这种所谓的“改革”，一部分的用意在于取消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更多的用意则在于强迫中国放弃发展经济的最有力手段。
前边说过，印度利用了WTO给发展中国家的所谓“过渡期”和“强制许可”两个权利来发展自己的制药工业。这一类给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当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容，要通过“改革WTO”取消WTO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优惠。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它的政府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调配资源以促进各产业的发展。国有部门是这样调配资源的有力工具。应当承认，国家这样调配资源确实使中国生产部门的发展极为强劲有利。美欧日怕中国的发展威胁它们在制造业上的垄断地位，就联合起来通过搞所谓的“WTO改革”逼迫中国放弃这个发展经济的有力手段。它们主要通过反对“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来力图禁止国家在不同部门之间调配资源。
前几年，中国政府拟定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由国家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这是保证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起码措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贸团队必欲扼杀其而后快。虽然美国也发动了贸易战来打击其欧日盟友，但欧日仍要与美国联合搞“WTO改革”以阻止中国政府推进产业政策。这表明，发达国家决心阻止中国产业高科技化，以维持中国生产低端产品获取低收入的不发达现状。
于是，就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日本、美国和欧盟贸易负责人在纽约会晤，然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提出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提案，内容涉及国内工业补贴通报制度和加强世贸组织一般性委员会的活动。日本共同社立即鼓噪说，这是要防止中国工业补贴扭曲全球市场;日美欧贸易负责人担忧所谓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要求或强迫外国企业向本国企业转让技术，包括利用发放许可证和合资企业达到这一目的。共同社还说，日美欧贸易负责人的联合声明批评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并剑指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作法，这些政策和作法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过剩，给日美欧工人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削弱了国际贸易应有的功能。
日本媒体接着报道说，日本、美国和欧盟将联合提出WTO改革方案，针对不向WTO报告就持续实施本国产业优惠政策的国家，将设定新的惩罚条款。如果长期不改正，将被认定为停止活动国，剥夺其发言权等，大幅限制其活动资格。这一措施就是指向中国的。日本媒体得意洋洋地说，此改革定位于自由贸易体制，而中国倡导自由贸易重要性，因此很难反对。
这样，日美欧就借着“WTO改革”而结成了一个反华统一战线。这个反华统一战线典型地表现了发达国家反对穷国发展的态度：说这会造成生产过剩。
靠WTO吃饭的官僚利益集团当然忠实执行其美欧日主子指令。WTO前总干事拉米说，WTO改革应由日欧主导，理由是美国想终结WTO运转机制，中国则应在国家补贴上更好遵守WTO规则，必须放开公共采购市场。我当时就在微博中指出，拉米对中国的要求是要破坏中国发展。他的表态表明，这WTO就是发达国家妨害新兴国家发展的工具。20年前我就说加入WTO对中国弊大于利，而WTO的吹捧者到现在还在公共采购等上听其指令，祸害中国。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虽然不满WTO不仅仅听美国一家指令而瘫痪了WTO的运转机制，但是也没忘记继续利用WTO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还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迫使WTO评估其对某些成员的地位认定。这以中国为焦点，但也点了土耳其、墨西哥、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名。特朗普敦促WTO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说发展中国家地位赋予中国及其它国家经济体不公平的优势，他要美国贸易代表以一切可使用手段确保WTO作出改变。这个备忘录要迫使WTO取消中国等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说如果WTO在90天内没有任何进展，那么如果美国官员认为某个WTO成员不正当地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且不恰当地寻求在WTO规则和谈判中享受灵活性的好处，美国将不再把它当作发展中国家来对待。这当然又是在为他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编理由。
我当时就在微博中指出，日本搞小动作，背后联合欧美提议改革WTO惩罚不报告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这是要借WTO干预中国国内政策，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妨碍中国发展。这证明了我当年的说法：加入WTO弊大于利。我认为，宁可退出WTO也不能让它这样妨碍中国发展。日美欧搞这种“WTO改革”的理由是自由贸易，而中国的自由贸易派与它们内外呼应给中国制造困难。
我当时还提出，根本就不应当与外国谈判什么取消国家补贴的问题。但是立刻就有一个评论说，可以谈这个问题。该评论说：享受国家补贴的产业如果想参与国际市场交易，与其他国家同产业的公司企业公平竞争的前提就是取消国家补贴。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会被国际市场禁入!如果这些产业不投放到国际市场环境而是在我国国内自体循环被消费使用，那当然没有谈判的必要!
我当时回答这个评论说：自由贸易派鼓吹自由贸易，日美欧就借口自由贸易要改革WTO，惩罚不报告产业政策的中国。自由贸易将导致中国丧失产业政策自主权。这暴露出自由贸易是反对国家介入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而壮大国有部门和政府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正是保证中国成功发展经济的关键。自由贸易就是断送中国发展。所以我反对搞外向型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反对搞那么些国际交易、进入那么多国际市场，更反对搞那么多进口和外企。
从属于WTO就是要搞自由贸易，用WTO规则来束缚中国手脚，让中国在国际贸易政策上被动挨打，最终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20年前WTO的吹捧者们鼓吹加入WTO有种种好处，当时我就指出，按那种条件加入WTO妨碍中国发展，弊大于利。现在这些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欧美日却还要搞WTO改革，连当年答应给的好处都要取消。这就是要把WTO变成只妨碍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这最终证实的是我当年的预见：加入WTO是自讨一个束缚手脚妨碍经济发展的枷锁。
鼓动从属于WTO的利益集团
加入WTO并忠实遵守其规定，实质上就是要中国从属于WTO。要中国从属于WTO的，是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是当代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造就的。
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例子，就是WTO、世界银行和IMF这一类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些机构本来是美国和其西欧盟友设立的，最初的宗旨是搞贸易自由化，为美国及其西欧盟友牟利。它们一直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的走狗，首先是美国的走狗。但是走狗一旦长期存活下来，就会形成自己特殊的利益。现在美国嫌走狗不走，改而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几个机构的人怕下岗失业，就拿不搞自由贸易会降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来吓唬人。而不懂经济增长原因的中国自由贸易派还真拿他们的鸡毛当令箭，把他们的含糊预言夸大成了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关键的昏话。
在国内，鼓动中国去从属于WTO的利益集团，就是前外经贸集团。
前外经贸集团由过去的外经贸部发展而来。其实过去的外经贸部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其承担的任务就是引进外资和增大对外贸易规模。这样一个部门为了自己的业绩，本来就倾向于不顾本土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利益而片面增加外资进入、片面增加出口甚至片面增加进口;而经济改革初期撤销了机械部、冶金部等产业管理部门却长期保留外经贸部，更使这个部门没有了正常的制约而把追求本部门业绩变成了国家的整体政策。再加上长期与外企打交道而形成的利益相通，就使外经贸部门的官员们简直变成了在华外企的代言人，还借口要换取外国减少对中国出口的阻碍而一直力求取消对进口的限制。很不幸，外经贸部后来虽然并入了商务部，但是商务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外经贸部为外企利益代言的习惯。
正是这个前外经贸部及其结成的外经贸集团，鼓动和实行了不惜代价加入WTO的全部行动，策动并一直强扭中国去从属于WTO。从属于WTO典型地体现了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线，而前外经贸集团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代表。
中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应有助于国内产业发展，为此就必须大力保护民族产业，特别是鼓励高技术的高端制造业发展，严格限制一切可能妨碍高端制造业成长的进口。但是加人WTO时为换取外国放宽对进口中国产品的限制，放弃了对高端制造业的保护，开放进口，使汽车、高端机床、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发展放慢甚至停滞。这样换来的只是十年中出口的高速增长，但出口的几乎都是工资一高就丧失国际竞爭力的低端制造业产品。正是这种出口造成的巨额贸易顺差成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最主要借口。对加人WTO的这些恶果，前外经贸集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外经贸集团之所以起了这样恶劣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从来就不以保护本土企业为己任。
两年前我就在微博中指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自由贸易加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自由贸易加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这种错误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占了统治地位，最终导致不惜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而加入WTO。这条错误路线在国内的集中代表就是前外经贸部。本来外经贸部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和扶助国内产业，但它却变成了专为外企代言打压本国民族产业。
外经贸集团为其打压本土产业的行为辩护的一大理由，就是他们当年一力要加入的WTO所定下的规则。前边讲到，为了鼓励和扶持本土企业制造芯片，需要提高芯片、电脑、手机的进口关税。现在特朗普领导美国带头违反WTO规则提高关税，给中国大幅提高芯片进口关税提供了最好理由。这是大打贸易战给中国自主芯片发展提供的难得良机，但是外经贸集团却跳出来说，这样提高关税违反加入WTO时的承诺，把WTO规则当成他们不保护民族产业的挡箭牌。
铁的事实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不能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能阻碍中国发展的是中国自己错误的经贸政策。20年前我就指出，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一条错误路线，它不会使中国真正发展，而且最终也搞不成自由贸易。但是这条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线曾一度占了统治地位，导致不惜放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而加入WTO。这条路线的最主要推行者，就是前经贸部。而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则使这条路线破了产。
商务部是前外经贸集团的继承者。成问题的是，它也继承了前外经贸集团加入WTO时的自由贸易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错误路线，不把保护民族产业放在首位，反而整天忙着跟外国搞自贸区。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已经宣布了这条错误路线的死刑，前外经贸利益集团却变本加厉地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急着借RCEP进一步纵容日韩搞经济侵略。
商务部下属研究机构前负责人霍建国竟说，中国不得不在构建新国际贸易秩序方面采取主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已经拖延了太长时间，中国承受不起再耽搁一年时间的损失。而该协定谈判陷入停顿则是因为，日本等国要求各国向外来商品、服务和投资高度开放本国市场，印度等国则反对此要求。从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民族产业这个基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等国反对“高度开放”是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前外经贸集团的继承者忙着呼应日本“高度开放”的经济侵略要求，不仅是伤害印度等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是按照加入WTO时的错误路线来伤害中国自己。
前边已经指出，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大力限制日韩产品进口，促进自己的产业发展，消除对日韩贸易逆差。但加入WTO反倒削弱了对日韩产品进口的限制，使韩日对华贸易顺差扩大。特朗普搞贸易战给了中国最好的机会来强行减少韩日对华贸易顺差，前外经贸集团的继承者和自由贸易派却去跪求与日韩搞自贸区。这是破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是进一步推行加入WTO时的错误路线。
鼓动中国从属于WTO的前外经贸集团，不仅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财政经济学者。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外经贸大学的某“贸易专家”就说，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更加有动力缩小贸易战的规模。这位“贸易专家”本身就令人极其反感，因为20年来他们就没给中国出过好主意。当年，正是他们鼓吹不惜牺牲民族产业引进外企，加入WTO，降低了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造成了过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今日中国的困难之源就是他们主张的路线，他们还变本加厉。
一个叫何伟文的前驻美领馆经济商务参赞还发表文章，大谈1997和1998年他如何帮美国人说话，让中国解除以疫病为理由对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限制，炫耀他为加入WTO出了力。搞政治运作帮美国产品进入中国本来是买办的职业，中国官员竟以干这个为荣，也是世上一大奇景。他得意忘形中漏出的实情倒让我们知道了，原来为加入WTO作的工作，就是给美国的产业作代言人去运作解除中国的进口限制;原来干这种勾当的不都是外经贸集团的人，外交部门的人也有这么干的。
今后该作的
加入WTO弊大于利，但是以简单地退出WTO的办法来纠正错误也不太适当。那样造成的震动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利。最好的补救之道，就是让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自己先下手搞掉WTO。那样我们就可以乘机突破WTO规则的限制。
我在中美贸易战中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当有报道说某高官将访美谈判中美关系和贸易爭端问题时，我就在微博中明确地说：我希望中美达成正确的共识，即WTO协议的贸易自由化对中美双方都有害;应当中美双方都提高产品进口关税，以便各自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市场。特朗普不是要中美关税一样吗?那就把两国的产品进口关税都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中国当然不再对美国进一步开放进口和投资，不对美金融开放。
贸易战开始后，国内讨论的焦点当然集中在是否应当在贸易战中对美国让步上。我倒想跳出就贸易战谈贸易战的狭小视角。从与加入WTO有关的保护民族产业的角度看，与美国的贸易战倒正好给了我们突破WTO规则限制提高进口关税的机会。由这个角度看，应当不对美国作任何贸易投资金融上的让步，大幅提高美国产品进口关税。
当然，不对美国作任何贸易投资金融上的让步，大幅提高美国产品进口关税，也是打赢对美贸易战的正确作法。如果美国目的在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这种作法起码可以逼美国减轻提高关税的程度;如果美方的真实目的并不在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而是逼中国在经贸上作其它让步，这种作法也会让美国不敢提高关税。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在贸易战中对美国作进一步的让步。任何进一步开放进口的让步都妨害中国企业的发展，极其有害。
根据美国历来的行为，我在微博中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战表明，对美国的要求不能作任何让步，只应以对打的措施反击。对美国的让步只能招致更多的打击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但是我说要使美国不敢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似乎也成了错误。当时就有一个对我微博的评论说，你不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吗。对这种别有用心的责难，我只好详细讲清我的立场：我不但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要作保护主义在全世界的旗手。但我主张保护主义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就是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而别国搞自由贸易。当然，美国人绝不会傻到上这个当。我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主张两国都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一直认为，为保证中国发展，一定要使中国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比美国搞得更厉害。
我当时暗中设定：在经贸关系上，卖国有几个层次;要美国搞保护主义中国搞自由贸易，那是高层次的卖国。因此我在微博中说：我就是想卖国，也不会卖国到要美国搞保护主义中国搞自由贸易。
讲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就不能不触及急于加入WTO的本质：推动这一套的人要搞的是所谓的自由贸易。他们甚至编出了一套神话，说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使我不能不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出来指明：
说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是把自由贸易的谎言扯到举世无双，把自由贸易的神话编到登峰造极。其目的当然为了要中国实行自由贸易。中国过去没有实行过完全的自由贸易，但是加入WTO时搞了极大幅度的贸易自由化。事实证明，这个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而降低了中国的长期增长。加入WTO后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低于加入WTO前，近几年生产潜力的增长率还出现明显下降，原因就是放弃对汽车、机床、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的保护，导致这些产业技术进步缓慢，技术进步放慢又使生产潜力增长率下降。这证明了，对中国，自由贸易也不仅不会推动经济增长，反而会放慢经济增长。
现在特朗普领导美国带头违反搞贸易自由化的WTO国际协定，这倒让我们有理由突破WTO的规则对中国发展的束缚。果真这样作，就会把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变成好事。比方说，美国违反WTO的规则提高关税，给中国大幅提高芯片进口关税提供了最好理由。这是大打贸易战给中国自主芯片发展提供的难得良机，问题只在于主事者想不想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