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一个不新鲜的问题，早在俄国革命时期，还有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都存在这个问题。
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去世是，也引起了该话题的讨论，到底要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
笔者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宗庆后去世，应该如何评价他？
文中的主要观点：
1、资本家，无论多好的资本家，都不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他们是剥削者，是人民养活了他们。
2、我们需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但团结不等于认爹。千万不要哭错坟头。
3、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资本家、工人、党媒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为什么到了新世纪，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精英”甚至被剥削的无产阶级，都认为资本家是“衣食父母”了呢？
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左派甚至有着尖锐的对立。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无条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不能团结。
对任何一个事物，都要对其进行唯物辩证分析，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一样。
什么是唯物辩证分析呢？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一切事物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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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事物一样，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毛主席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专门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做了分析：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段论述，依然适用资本主义（貅症主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独裁（比如军阀，比如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这就是唯物辩证分析。唯物，是该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取决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是否受到威胁；辩证，是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翼与右翼，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也要要看到其两面性。
这就为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基本分析工具。
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独裁（比如军阀，比如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目标是一致的；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冲突的。
这个分析，决定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一致——反对独裁压迫，那就需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团结、联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就是这一策略。
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阶段，要实行公有制改造。此时，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不一致——资产阶级“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所以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实行公有制的。但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那就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没有掌握政权，不得不接受改造。在这个时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也要采取团结的态度，但同时也要惩处破坏过渡期任务的个别民族资本家——注意，不能搞扩大化。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采取了这个策略。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为工人阶级，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此时，想要复辟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如果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由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此时，民族资产阶级必定有一部分会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或者直接演变成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会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这就需要无产阶级进行二次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窃取了革命成果，掌握了政权，开始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无产阶级又进行了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最终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修正主义复辟攫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独裁的民主革命。这一阶段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无产阶级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无产阶级终将会取得胜利。这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需要牢记的。
无产阶级战胜官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修正主义后，依然要经过过渡阶段。
所以，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那些明天要成为反动的东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论土地问题》）
别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对于盘剥劳苦大众的大地主阶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也就是主要矛盾不同时，也要区别对待。在土地革命时期，地主阶级是革命对象；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抗战时期，地主阶级（包括最反动的大地主阶级），也成为了革命阶级的团结、联合对象。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主席在该文的引言中写道：“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
“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何况在某一阶段与无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比如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呢？
“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那些明天要成为反动的东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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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上述的分析，但还是有些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能团结的，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死敌。
持有这种观点，一点也不奇怪。要么是没有认清所处历史阶段（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么是“左”倾冒险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博古所坚持的王明路线就是这样的。
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指导下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战略转移，当长征到达陕北时，于1935年12月举行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在讨论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时，博古仍然不知悔改，还在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关门主义，与毛主席产生巨大分歧。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搬出了党内历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理论，反驳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和博古的争执“言辞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
与会者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针对这种错误论点，毛泽东批评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最后，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棍子打死，坚决不予团结，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所谓的环境，就是要认清所处阶段，到底是民主革命（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是社会主义阶段。不同的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任何时候，大搞“清一色”都是错误的。大搞“清一色”就是没有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建国后，毛主席还批评过“清一色”。
根据《毛泽东大传》，1952年12月19日，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说：
【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生了福建事变，毛主席建议立刻与福建事变中的19路军联合起来，支援福建，但被博古与李德坚决地否决了。根据《毛泽东大传》：
【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1方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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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那些明天要成为反动的东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辩证法的指导下，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呢？
笔者在之前文章宗庆后去世，应该如何评价他？提到，“我们需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但团结不等于认爹。千万不要哭错坟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最核心的就是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团结是通过斗争得到巩固的。
无产阶级不能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不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求团结，那就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变种。
“认爹”就是不要斗争，一切听爹的。
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俄国二月革命中就滑进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深渊。
抗战时期，王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大搞清一色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下子就转向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堕入右倾投降主义的泥潭。
根据《毛泽东大传》，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端出了他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王明在他的长篇报告中，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他还批评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的一些观点，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因此，他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他提出了一套放弃党的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历来以能言善辩著称，又能熟练地背诵马列主义的著名警句，还写过《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同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像王明这样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那样既不支持毛泽东路线，也没有拥护和反对王明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他虽然没有在会议上作报告，却在两次发言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当时，党内很多人都跟着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跑了，毛主席有成为了少数派。直至1941年的“皖南事变”，这些人才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危害，才不得不回到毛主席的坚持在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路线上来。
俄国的二月革命也是如此，孟什维克倒向了资产阶级，导致二月革命的成果被资产阶级所窃取。
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一定要在斗争中求团结，牢牢把握领导权，这是要牢牢刻在无产阶级的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不这样，无产阶级必然会遭受巨大损失，乃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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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不是绝对信任，要时刻注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团结、联合对象的两面性。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组成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时刻保持清醒，保持对国民党两面性的警惕。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定》。在此期间，毛主席是一只清醒的，他一直强调，“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1946年1月13日，毛主席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
【各局、各区党委及纵队：
一、蒋虽被迫接受停战并可能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机，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但党内很多人放松了警惕，以为蒋介石集团还会维持统一战线，以为蒋介石集团会放下屠刀。直到后来发生了“较场口事件”，党内的一些幻想和平派才幡然醒悟。
根据《毛泽东大传》：
【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出现的“糊涂”思想，他说：
“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2月10日——东方直心注）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不能幻想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一面性，在团结中要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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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为什么会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策略上会有尖锐地分歧呢？
答案是，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根据《毛泽东大传》，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无条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坚决反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要做王明——“左”起来就大搞清一色，右起来就大搞浑浊不清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清一色与浑浊不清都是错误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物是铁板一块不能被分割的，没有什么事物是只有一面性的，没有什么事物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存在矛盾的。
具体到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个人，他很可能是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澎湃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一员，夏明翰作为世家大族的一员，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阶级，面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革命性的；面对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是要阻挠的。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中求团结，无产阶级在团结中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这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