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过冤枉”依然崇敬毛主席

冯 放

　　推荐者语：

　　笔者翻阅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刘贻清、陈志昂同志主编的“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中的《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一书，读冯放同志的“为什么‘受过冤枉’依然崇敬毛主席”一文，很受启发，特此推荐给网友。

　　笔者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开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66、67和68年，有人置中央颁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决定中的原则规定和毛主席强调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第六条)的精神于不顾，在有人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之时，致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遭受到批斗，甚至体罚，并且殃及无辜的家属;有的红卫兵“打、砸、抢”，抄所谓“黑帮分子”的家;领导干部，被当做黑八类之一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被多次批斗;有的人以侮辱、殴打“黑帮”，显示自己最“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女被称为“黑帮”子女，受到牵连，遭受到歧视和人格侮辱，在他们的心灵里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在他们人生的途程中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笔者当时正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这种侮辱人格的现象，当然是反对的;即使是真正的罪犯，但是人格尊严也不得侵犯啊!

　　对于文革，中央早有评价，本文不涉及如何正确评价文革的问题。但是，如何看待当时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处境和遭受，冯放同志的文章确实很值得一读。

　　马宾老生前，我与他有过多次交往和谈话。建国前，他曾经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当我问他俄语是哪里学的，他回答我说，是在监狱里学的;文革中，他又被关进新中国的监狱。他对于自己在文革的遭遇，如此说：建国前我被敌人逮捕过，说我是“叛徒”;我曾经留学苏联，说我是“特务”，我曾经是鞍钢的“领导”，说是“走资派”;因为我有这些经历嘛!不打我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打谁啊?说话时的坦然、淡然，毫无怨言;面对干部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他曾经多次表示应该再来一次文革!文革后鞍钢的老同志见到他说，你不是走资派!

　　类似马宾老同志这样对待文革的领导干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对于文革中的遭受，却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我们对于他们的遭遇，应该表示同情;对于他们文革结束后表示的冤屈和心情，应该理解;对于当时对待他们那种极端错误的行为，表示严厉谴责;人们应该作为教训认真吸取。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要上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敌人“丑化自己的领袖，进而丑化中国共产党，至于丑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从而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后尘，而应该向黄克诚、马宾和冯放等同志们学习，早日抹去自己人生中留下的阴影，尽快治愈遭受的精神创伤，放下背负多年被冤枉、委屈的包袱，担负起人民和祖国赋予的神圣使命，轻装上阵，与全国人民一起，勇敢前进吧!

　　——齐 工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大的“腐败”就是“思想”上的腐败，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歪曲、诽谤、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冯 放

　　“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们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黄克诚

为什么“受过冤枉”依然崇敬毛主席

冯 放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余飘教授约我为《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中的《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一书撰写一篇文章，因为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们一同参加过“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一些学术活动，他知道我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迭遭25年冤假错案，有15年流放在湘、桂交界的瑶山中;然而，我却在流放途中，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半生经历，撰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上卷》，主要目的是想借鉴鲁迅的历史经验。为此，1984年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又撰写了一个小册子《鲁迅论》，主要考察鲁迅先生是怎样从民主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问题，亦即鲁迅先生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历史经验。可惜，我的这些努力，却得到相反的结果：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夭折后、西风压倒东风的关键时刻，湖南文联机构改革，因为我“言必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新潮派”人物的激烈反对，被认为“保守”、“僵化”、“左”，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下岗”了!继25年冤案之后，1984年起，从办公室退回书房又坐了15年冷板凳;然而我却坚持对当代文艺思潮进行思考和分析，撰写了一系列小册子，例如《论社会主义文艺》、《论“创作自由”》、《当代文学史如何写》、《改革文艺理论批评刍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论“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艺术》、《新时期的经济、政治与文学艺术》等等。20世纪的后50年间，我对鲁迅、现实主义、当代文学思潮三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1998年、1999年自费印刷的两卷《冯放选集》 (百余万字)中。应该说，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敬”，也就体现在这两卷《选集》中，因为我主要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来从事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两卷自费印刷的“学术交流资料”，已与一部分学术界同仁作了“思想交流”，这里不想重复说明什么了。这里我想试着回答一下我选择的题目：为什么“受过冤枉”依然崇敬毛主席。主要讲两点看法：

　　第一，不计较个人恩怨，对错误要作历史的分析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是引进外资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这是积极方面;“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改革开放的另一个结果，是涌进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色彩斑驳、花样繁多的“现代派”思潮，这种西方思潮与我国固有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沉渣泛起相结合，就产生了一个变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消极方面。为了生产进步、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特别是为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付出一定代价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由于“一手硬、 一手软”，出现“腐败”泛滥的局面，是令人痛心的!从马克思主义看来，“腐败”的思想根源是“私有制”所派生的“私有欲”;因此，要遏制“腐败”、首先还要从源头“思想建设”入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大的“腐败”就是“思想”上的腐败，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歪曲、诽谤、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种现象，与苏联“解体”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后，大反斯大林的情况很相似;由于从反斯大林开始，进一步抹黑社会主义制度，并殃及列宁，存在了73年的苏联从地球上消失了，“苏联”已成一个历史名词。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员应该牢记的一个“历史教训”。人们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计较个人恩怨。

　　为了不致空洞议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2001年2月号《炎黄春秋》刊载的《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写道：“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至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四清’至‘文革’，政治运动一直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难以估量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搞‘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确实，我们需要 “深思”;不过，应该怎样来“深思”即“深思”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史上党所犯的错误不应该不分是谁干的、都一搭刮子的算在毛主席的账上;即使是毛主席的错误，也要作历史的分析。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是形而上学，是错误的。

　　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据我所知，这位作者从前不是这样的。认真说来，我原是他手下的一个兵，50年代初他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我担任湖南文联机关刊物《湖南文艺》的执行编委，不过没有直接接触，有事我只找文艺处;当然，部长召见例外，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就曾约我到他家里谈问题。听文艺处的同志说，这位副部长曾利用职务之便收集资料，写过一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书名可能不准确，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对毛主席就是歌颂的。当然，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尚无晚年的错误;然而邓小平同志讲过，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直到1957年都是基本正确的，应当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位作者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不会不知道邓小平的这种基本见解。对此，我认真“深思”的结果是，这位作者新时期对毛主席态度的这一转变，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彭黄张周”一案，他被株连了。但是，“彭黄张周”一案的当事人黄克诚同志的态度却与被“株连”的他截然相反，马蓥伯同志在2001年1月出版的《中流》上著文说：

　　黄克诚在“左”的错误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不计个人恩怨，在对待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实事求是。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们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据马蓥伯同志这篇重要文章《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 揭露，“邵燕祥在《某某其人·序》中说：在‘历史反思中，某某早年接受的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五四精神的熏陶起了主导作用。某某在过去的半生，一直属于思想活跃之列，其中就有自由主义的潜在影响’。”由此，我们说，某某所受“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及其“计较个人恩怨”的结果，就是他新时期转变态度“丑化”、“歪曲”、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原因;在苏联“解体”10年后、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2周年的时候，某某的言行，才是共产党人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全体人民所应“深思”的!

　　第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贯彻于自己的言行中

　　“个人恩怨”，是一个客观现实;“计较”与否，在于认识。

　　1965年1月，当我在“四清”运动“桃园经验”的支配下踏上流放之路的时候，可以说是处于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 1938年14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怎样受到三次反共高潮的摧残，始终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上，于思想文化战线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抗争;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中原突围、张家口失守、延安撤退的严重历史关头，自武汉，辗经上海、天津、北平、找党进入东北解放区。为什么在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人(冯放此处指自己——推荐者注)到中年，却落到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共产党的叛徒、“混入我党、混入我军”这样一个奸细似的下场呢?是否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走跟共产党革命这条路错了呢?这个问题若不能解决，我的思想就会幻灭，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精神崩溃，就会自行消亡。为了寻找答案，在妻子的荫庇下(当时我久病未愈，突然断绝了生活来源，更谈不上医疗条件，完全靠不肯离婚、与我一起落户到湘、桂交界处瑶山中的妻子养活)，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线索，通读他们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列宁的两部书：《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左”、什么叫做右。花了将近3年时间，通读了马、恩、列、斯、毛主席主要著作的结果，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答案：不是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跟随共产党革命错了;而是共产党内思想“左”倾的人，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错误地对待了一些好同志。这样一来，我的思想振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五次上访北京要求落实政策，并以10年时间撰写了两部近百万字书稿——《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论稿》、《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上卷》的实践，终于从革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范畴)踏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通过撰写《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上卷》的实践，我清楚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从意识形态来讲，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不在赤色的政治身份，也不在学问的深浅，或者妄称自诩;而在于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列宁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坚持并且在“准备与实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著《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中精辟阐述过的观点，列宁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还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39页)

　　根据列宁的这个观点，我在1975年流放途中撰写《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上卷》时，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民主主义者的阶级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论》;1984年，面对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鲁迅论·论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我对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是非，非常敏感;而这位作者在2001年2月号《炎黄春秋》 上却这样讲：

　　“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这个1917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挨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实践，以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二十多年弯路……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42页)。

　　从节录的这一段短短的文字看，可以说是“问题”成堆。

　　例如，这位作者也承认五四运动(作为思想运动)当时的阶级构成是：“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即引进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德赛两位先生)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可是他最后归结的却是要“中国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 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即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所列举要奉行的全是资产阶级范畴的思想概念。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却被他一笔勾销了;既然“从苏联学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实践”，从而“大大的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冯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冯注： 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那么，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呢?

　　尽管这里从意识形态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界限已经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却不能“点到为止”，因为不但“自由化”的弄潮儿们还会钻我们没有说透的空子，不搞社会科学的读者也还可能印象模糊，有做进一步阐释的必要。

　　14年前，“六四风波”前夕，“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为了与企图通过纪念“五四”70周年宣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的“自由化”作斗争，我写了一个小册子：《论“多元化”》;通过分析“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来看，它是一个“多元”现象、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封建阶级思想体系并存的途径，坚持主张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小册子，在1999年自费印刷《冯放选集·续编》的时候，因为已经62万字，将它和其他一些文章裁掉了。2000年，黎辛同志在收到《冯放选集·续编》后给我的信中说：“‘多元化’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自由化”的“精英”们正在主张通过宣传鼓噪“文化多元”、“经济多元”这种现实，来推动 “政治多元”，也就是这位作者所说的“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代序，又将它自费印刷出来了，并已寄赠学术界同仁作“思想交流”。

　　“五四”运动时期，三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并存，却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分成两大营垒，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一方，和屈从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无产阶级思想就成了运动的旗帜，反帝反封建这种指导斗争的政治口号就是由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因此，尽管当时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领导，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欧洲17、18世纪先后兴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这一场思想革命运动，为两年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和干部队伍;并导致孙中山先生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造国民党，推动了“北伐”战争。只是由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于1927年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军事政变，背叛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才不得不单独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到达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3年，中国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标最终实现以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自那时以来，直到该作者在新千年开始之际撰写这篇《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的宣言，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不过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高一阵、低一阵而已。

　　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呢?应该说，在“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毛主席拍板尼克松访华，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列强对中国的封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解体”以后，这场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又白热化了。以至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李先生，撰写了这么一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即主张“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为什么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举世注目的丰硕成果，并且港、澳回归之后，还要主张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该作者的说法是“我们走了二十多年弯路”;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潜台词可能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都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我们还坚持走十月革命道路，岂不是“弯路”?!这真是奇谈怪论。俄罗斯今天走什么道路，是俄国人民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议论别国内政，我们只能来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历来就有两种主张，1927年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军事政变后，历时10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两种主张的性质：国民党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即生产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不是在中国20年代才出现并一直争论到今天的新问题;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并且在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就是证明。列宁在这部书里写道：

　　“结果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着两个革命，就是极大的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 第657—658页。)

　　列宁为什么要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本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番话呢?这是为了回答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对十月革命的指责。这些“冒充博学的态度”的人认为，1917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隙，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不应该紧接着就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比中世纪制度(封建主义)进步”。在他们看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西欧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应该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封建主义(中世纪制度)废墟上有一个长足发展的历史阶段，然后再来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这也就是这位作者所说的，在走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十多年弯路”之后，回头再来补一补发展资本主义的课程，“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这里，这位作者在21世纪初提出的命题，与考茨基在20世纪初提出的命题，何其惊人的相似!

　　这里，为了分清是非，首先需要辨明两个问题：

　　(一)且不说，因为生产力的水平低，需要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成长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庸俗生产力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驳倒;单说这样做，有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 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证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只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荒唐梦呓。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它凭借着自己的工业经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都占有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走了300年，也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相反，至今还在追随后起的工业化强国、“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镇压第三 世界发展中国家要求自已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海湾战争后封锁伊拉克、并在伊拉克领空上建立“禁飞区”;在欧洲，又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南联盟狂轰滥炸78天，公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杀害中国驻南人员，并且北约军队至今占领着南联盟领土科索沃。甚至于，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南联盟，还都惨无人道地使用“贫铀弹”，对两国人民生命及其生存环境造成长期的、难以消除的灭害!这一现实，就是对新、老修正主义者“庸俗生产力论”的最好回答，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且世界历史还证明，一两个意外地、和平取得执政地位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被资产阶级用武力镇压下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死于英国最近还在庇护的独夫民贼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印尼民望甚高的总统苏加诺，也被美国资助的资产阶级的军事政变所推翻，以致艾地领导的有200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也毁于苏哈托指挥的军事政变的血泊中!当然，与资本主义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情况相反，20世纪倒是出现了按照新、老修正主义者“和平演变”的意愿，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声援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例外”;这就是东欧“变色”、苏联“解体”的残酷现实。难道该作者所说“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的，就是苏联“解体”的这条道路?!

　　(二)该作者要我们迈上“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它究竟是一条什么道路呢?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因此，为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我们就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鼓励、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合法经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而不是其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社会主义”砍去，就是砍去“公有制”，就是只剩下“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的身子了;这也就是“私有化”的舆论甚嚣尘上的原因所在。我们这样来理解这位作者的“市场经济康庄大道”难道还可以说是 “牵强附会”吗?所以这位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与党中央不同的口号：“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如果要求政治像经济一样“双双改革开放”，岂不是要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引进他们的政治制度，即“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亦即“德赛”两位先生吗? 在这位作者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是没有民主、自由的，所以他深感痛苦地向十五大提出了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要求，这就是《炎黄春秋》1997年12月号刊载的《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这位作者申述说：“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第4页)。能够将一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整死”、并在全国形成一个“大搞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岂能只是一点“左”的余波”?“民主”、“自由”又在哪里?所以该作者建议：“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 ‘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总之，要积极进行，争取主动。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设禁区”(第8页)。既然“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我们还能够对“研究历史”设“禁区”吗?还能不“争取主动”吗?这种惟“境外”资本主义世界的舆论的马首是瞻的意思，难道不就是他在新世纪之初所要求的“政治开放”吗?除此，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民主”，很好;但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即“纯粹民主”，亦即不分阶级对一切人都适用的民主。显然，这位作者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对一切人都适用的民主;可惜，世界上没有。例如，有“搞”精神污染的“自由、民主”;就没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民主、自由”。这种对自由、民主的提法，中央没有采纳，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反对这种提法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写到：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00—601页

　　列宁说，当社会还存在阶级差别的时候，谈论适合一切人即“超阶级”的民主，是“不了解阶级斗争”的“无知之谈”;这恰恰是该作者对自由、民主提法的原因所在。该作者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和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解放战争，他不会不懂“阶级斗争”;相反，他是反对“阶级斗争”的。马蓥伯同志在那篇载于2001年1月号《中流》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揭露说：

　　……问题在于，这位作者压根儿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同黎澍讨论时的共同语言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惟马首是瞻”。他们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左’的土壤”，而且认为，“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日封建社会主义”。他们说：“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能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某某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多么一往情深，寤寐以求之啊! (第31页)

　　既然西方资产阶级“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这种思想武器，“经过几百年斗争，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岂不进一步证明，这位作者要我们“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上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吗?

　　不过，这里我不想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说一说李先生继“政治开放”之后的另一个大“发明”:“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这个简直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奇谈怪论!

　　将近150年前，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伦敦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讲到我，那么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也已经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由此可见，该作者认为可恨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列宁搞起来的”。至于是哪些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和经济学家 “发现”并“分析”了“阶级斗争学说”，这里没有篇幅讨论;况且我已在19年前撰写的《鲁迅论》中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小册子已收入《冯放选集》。

　　那么，马克思接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又做些什么事情呢?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25—426页。)

　　由此又可见，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诚实的。因为，资产阶级学者“发现”并“分析”“阶级斗争学说”，只是为了推动人民群众帮助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反对“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转而镇压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种种谎言来歪曲、诋毁“阶级斗争”这个学说，防止成为人民群众进而推翻他们的思想武器。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无产阶级专政、即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出现，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而资产阶级自己，则是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包括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坚 决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杜撰，请看事实。1998年12月17日，我为送审《冯放选集》给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同志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这封信收入《冯放选集·续编》时题为《关于<冯放选集>》的说明》，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阶级斗争行动，援引西方媒体提供的资料，论证说：

　　……证明是：美国《工人世界》半月刊10月8日一期文章《冷战是什么?》报道，“美国有限新闻电视公司已开始播放探讨冷战问题的20集系列节目。有人把这套节目称作对人类历史上这段异常危险和残酷的时期的权威评论和分析。《冷战》这个系列节目被誉为花钱可以请到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的创作。这些人在对这场双方的主要斗士进行了数百次访谈并对这些访谈的内容加以消化之后，得出据说是有关当年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委的真相”;那么，“冷战”究竟是什么呢?文章介绍《冷战》这个电视系列节目的看法说，“冷战的实质就是以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斗争。一种制度植根于私有财产，另一种则植根于社会主义化的财产。但是，这一斗争采取的形式却是美苏对抗。”(《冯放选集·续编》，第710页)

　　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冷战”，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一点，美国的《工人世界》杂志和“美国有限新闻电视公司”的系列节目《冷战》，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当然，孤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何况这里说的是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那么，我们换一个方向，看看资产阶级在国内是怎样对待他本国的老百姓，即支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养活他们的恩人的吧。墨西哥《至上报》继美国《工人世界》半月刊之后，于11月18日刊载文章《新闻自由，美国的一个神话》报道：

　　……“彼得·菲利普斯领导着由加利福尼亚州立索诺马大学社会学系赞助的‘新闻检查计划’研究项目。他认为，在美国新闻自由是个神话，是一个谎言”，“菲利普斯的工作班子共有125人，从事有关美国新闻媒介同大跨国机构利益联系研究”，据他的工作班子说，“实际上新闻媒介是阶级价值观念及业主和赞助商的阶级利益的人质”，“因此记者和编辑们反映的是总经理和金钱的主人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观念’”。这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机构在二十世纪末对于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媒介”性质的研究结论，与世纪之初高尔基在其所著《俄国文学史》序言中关于意识形态界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表述的观点：“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应，”何其相似!? (冯放选集·续编》，第712页。)

　　既然美国的新闻媒介反映的是包括跨国公司的经理在内的“业主和赞助商”、“总经理和金钱的主人”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为此不惜编造“谎言”;那么，美国的“新闻媒介”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点，还能够怀疑吗?所以尽管美国的高科技生产力较之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更发达，可是也像英国一样，美国社会走了200年也没有走到社会主义这一步;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既然如此，这位作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庸俗生产力论”岂不是可以休矣了吗?!

　　我们这样来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现实，是否代表 “左”王、“左”爷们在呼唤“文化大革命”呢?

　　非也!

　　邓小平理论早已指出：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在我国“尚未结束”。这是一个“两点论”，他并未说“阶级斗争”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美国不但通过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手段颠覆了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印尼的苏加诺政权;并且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真枪真刀地屠杀伊拉克和南联盟的人民。那么，阶级斗争在我国“尚未结束”，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我国的“阶级斗争”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大思想体系之间的辩论和对抗，俗话叫做“百家争鸣”;因为这种辩论和“争鸣”是用文字体现出来的，所以又称这种现象为“文化多元”。“百家争鸣”也好，“文化多元”也罢，都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即“绝对自由”;这一层意思，我在收入《冯放选集》中的《论“创作自由”》中有过详细的论述，这里不重复。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百家争鸣”包括“百花齐放”造成的“文化多元”局面，必须有一个指导思想来进行调节，使之不致伤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党章和宪法规定了的，必须遵守。正如美国宪法规定保护私人财产，工人阶级不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违者必究一样。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思想文化工作的方向;而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调节思想文化工作的矛盾的方针。这就是我国的现行政策，所以尽管这位作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因为是思想认识问题，尚未触及刑律变成政治问题，我们和他之间的上述争论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影响他的高干待遇。不过对于他的党籍来说，又实堪称危机。

　　总而言之，不论现代科学怎样发达、生产技术怎样日新月异;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归全体人民还是归资产阶级所有?这个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从西欧兴起以来，就已存在的老问题，至今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解决。不仅在一国之内有穷人、富人之分，在世界范围内还有穷国、富国之别;因此，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相当激烈，不仅表现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斗争，而且表现为军事冲突。所以这位作者在21世纪初，还在讲着考茨基在20世纪之初的老话;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搬出马克思和列宁在几十年前、甚至100多年以前所写的著作，来对照他的言行。凡此种种，能够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当然，作为这位作者的一名部下，我这个1924年出生的老人，还是要奉劝这位作者一句：请信守入党誓言，珍惜党和人民提供的“高官厚禄”，“回头是岸”;这样，才不致被淘汰过无数人物的历史所“淘汰”!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余下不多的岁月里，一定继续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同志为榜样，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规范自己的言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竭尽绵薄之力!

　　2003年2月26日凌晨，写讫于湖南文联藏拙斋。

　　(本文摘自刘贻清 陈志昂主编：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93—215页。作者原文中引用的马列著作文本比较早，笔者换成比较新的文本，特此说明。)

　　本文作者简介：冯放(1924一)，作家，文艺评论家。原名潘麒祥，笔名姚慧子、吕野邨、方觉等。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产党，著文宣传革命。四十年代发表文学作品十多篇。1947年进入东北解放区。曾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代管教学行政工作)、国立湖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湖南文学》执行编委、湖南省文联筹备委员会委员。“左倾”思想泛滥时期，冯放自“反胡风运动”起迭遭25年冤假错案;到新时期平反冤案后，又被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推出一线工作岗位。1984年回到文艺界，筹建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后曾兼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学学会顾问、《芙蓉》杂志主编、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鲁迅问题及文艺理论的研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 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教师，并代管教学行政工作，1950年任湖南省文联筹委会委员。1951年参加创办《湖南文艺》，任执行编委。1980年平反冤案后，受命筹建湖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后被授予研究员职称。创办内部发行理论刊物《文艺通讯》。1983年被选为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发表文艺评伦散文百余篇，著有《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冯放卷》、《冯放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