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前的今天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人生结局可以分为4类。

　　第一类：叛变类。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3人;

　　第二类：脱党类。李达、刘仁静和包恵僧，3人;

　　第三类：牺牲类。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5人;

　　第四类：率领、见证革命成功类。毛泽东、董必武，2人。

　　回味这四类人的选择，给人许多启示。

　　1、第一类人叛党时间不同，性质相似，都属于投机革命。陈公博、周佛海开完“一大”很快叛党投敌，最后竟然走到了当汉奸的地步，连国民党都看不下去，最后一个被处决，一个死于监狱，完全是咎由自取。张国焘开完“一大”16年后才叛变，根源在于他个人主义、军阀主义的发展，也在于他鼠目寸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光靠那次开会，检验不了一个人是否真信共产主义。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行动是最好的说明书。

　　2、邓恩铭等牺牲的5位代表，是为革命献身的330万共产党员的一员。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可以选择投降、叛党，变为陈公博和周佛海这样的第一类人，或者选择脱党成为第三类人，然而他们选择了为信仰牺牲。

　　那一代人面对的旧中国，内有两千年封建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百年欺辱。他们巨大的牺牲，才换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牺牲之大，古今中外史所未见。

　　3、李达脱党后，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建国后重新入党，在教育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刘仁静、包恵僧二人脱党后，成为藉藉无名之辈。若不是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还不得不列上他们的名字，早已无人记得他们二人。

　　人生的信仰，绝不是一次选择，而是终生的实践。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严肃的，伴随着牺牲，也可能伴随着成功，没有中间状态。脱党是一种中间状态，因而是灰暗的。

　　4、这次会议定下的目标，28年后在其中一位与会者的率领下取得了成功。今天我们还记得99年7月1日(实际会议日期是7月23日)那次会议，并不只是因为会议本身，而主要是因为有了后面的成功。

　　那个年代，成立各种党派的会议多了去了，然而成功的只有一个。这一个之所以能成功，在于他们选择的是道路最契合中国的道路——共产主义，尤其是成长起了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伟人来掌舵，才凝聚起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团结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正是选择了共产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才团结在了这面旗帜下，求得了民族的解放。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过去是我们凝聚人心、取得成功的武器，今天、明天同样丢不得，丢了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