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了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当记者问到“随着专家组对新冠肺炎有更多的了解，是不是觉得新型冠状病毒其实没那么可怕”时，张文宏回答：

【“大家觉得这个病很可怕，可怕是因为新的病毒你不认识。今天我们上海已经治愈出院的病人279，总的病人337，已经达到一个83%的出院率。上海1月20号确诊第一例患者，我是小年夜去上海公卫中心工作的，所以也就是一个月，现在你看83%的病人出院了，治愈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病我们今天说它是可治的你同意不同意？”】

他还指出，上海一开始有这个病的时候，英国《柳叶刀》杂志预测说上海最坏的情况是，上海如果不加以防控，应该有80万人被感染，就算防控得还不错，上海应该最后有8万人被感染。结果是“我们都控制住了。3000万人的城市，进来这么多疑似的病人，按它的数学模型，最好的结果是有8万人感染，而现在上海发病的337。”

为什么能控制住？张文宏认为：

【“从这种防控的模式来讲，中国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式。实际上医生跟防控没有大的关系，医生是治病嘛，我们医生做的是发现病人，把病人诊断出来，这个对我们预防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诊断不隔离就不行。我们从外地过来，社区对他14天居家的隔离，这个也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做得好，原因是什么？你从外地回来，从有发病的这些国家过来的，你都要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你如果不居家隔离14天，私自出去了，在新加坡会有什么结果你们知道的，犯法了。上海怎么做？上海靠我们的居委会干部，靠我们社区的管理，靠民众的自觉。”

“上海怎么做？上海靠我们的居委会干部，靠我们社区的管理，靠民众的自觉。”】

上海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对不对？！没有居委会干部们的努力，后果就是疫情失控，对不对？！

居委会是怎么来的？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指挥战斗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但要取得胜利，还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形成人民战争。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由群众路线又发展到群众智慧。到了和平年代，还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军队的形式、战争的经验，把军事上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到社会管理上。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既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又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共产党进城后，就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把自己管理起来。

张文宏所在的上海，居委会的发展历史就很有代表性。

上海黄浦区宝兴里居委会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居委会。解放前，这里是一个藏污纳垢、贩毒卖淫之地。上海刚一解放，上海市军管会下属的黄浦区接管委员会就派人深入宝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由居民自己推举居民代表、居民组长，并于1949年12月上旬成立了宝兴居民福利会，也就是居民委员会的前身。福利会成立后，很快就把“黄赌毒”的顽疾给清除了。

当时，居委会主任的工作完全是义务的，不但没有工资，有的还把自家的房间借给居委会做临时活动场所。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吃自己的饭，没一分钱工资，还要倒贴鞋子袜子的钱”。不拿国家一分报酬，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居委会工作的重点之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每逢星期四，上海几乎每一个社区每一条弄堂的居民都会在居委会干部的带领下，走出家门，打扫环境卫生。这一动作延续了几十年，雷打不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弄，由自己来清扫来管理，这种自治会养成大家的自觉性，在自己清扫过的地方一般是不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

在很多上海老年人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上海，社会纯净、治安良好，甚至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里有居委干部的苦劳和功劳。热心为居民办事的居委干部广受居民的尊重。

改革开放后，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居委会的这个功能，总的来说，还是保留下来了。至少，以“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基础还在。但是，在这次防疫战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现在听到更多的是“社区”，本文就暂且从“支部建在连上”的角度，视现在的“社区”为以前的“居委会”。

有学者对武汉防疫战出现的问题，联系到社区工作基础的薄弱，作出了一些评述并提出了建议：

【“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专业化、工作报酬薪金化、工作流程标准化，社区工作者俨然是市政部门的雇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工作。结果是，社区工作者看似忙碌，却未必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或许是一个合格的办事员，却未必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群众工作者。三是社区工作陷入制度供给过剩的境地。近些年来，社区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制度看似健全，却有着不适应性。治理主体之间还相互内耗，社区治理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当前的社区工作趋势，与社区工作的主要功能渐行渐远。”

“社区工作基础扎实与否，主要在于是否有一大批熟悉基层，对群众工作有热情的社区工作者。社区治理的最大资源不在于有多少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有多么完善的制度，而在于社区组织和群众之间是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感情。社区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强社会关联，不仅有利于日常的社区治理，方便于社区工作者回应群众诉求，有利于群众自治;也有利于在关键时刻迅速组织和动员群众完成共同事务。”

“因此，社区工作不应被那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化’做法迷惑，而应回归社区工作的本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这位学者最值得点赞的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

早在全国防疫战开始之初，作为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的张文宏，在百忙之中，抽空组织了一次以“攻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主题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带领戴着口罩的全体党员们宣誓。他的话：“党员要上前线，现在就是前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是支部书记，我先上，别的党员也必须顶上”很快传遍全国。

他领导的团队，没有指望外国“最有效的药物”来救急，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创造了83%的出院率。而且有信心做到可控可治。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明确地指出了为什么可控的原因。这为那些这段时间纷纷推诿敷衍的专家们，作出了一个表率。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立即决定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后来又到在“支部建在连上”为标志的古田会议纪念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砥砺前行。

这些年来，每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能从毛泽东的思想中找出解决之道，而且更能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教给我们的本领千万丢不得！正如邓小平在40年前指出的那样：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