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火与情思

——序王学忠诗集《爱得深沉》

曹征路

　　我与王学忠素未谋面，以前仅读到过几本他的诗集。所以接到他的电话，邀我为他的新诗集作序时，有些愕然。可是读到这样的诗句：恨你!用扑簌簌的泪恨你/攥紧的拳恨你/恨你!

　　恨你——我被打动了，决定写下自己的感想。这是组诗《蝼蚁之死》中的几句，写的是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肃省康乐县28岁村妇杨改兰，不堪贫困，用农药杀死了四个亲生孩子和自己的事情。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痛彻心扉，与他的感觉一样。这是阶级的痛楚，绝无个人感伤，更不是主流媒体那种惯常的油腻圆滑，用鲁迅的话说，“这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立场如此鲜明，不由你不动容。

　　说起来我接触下层劳动者的文字已经有些年头了，1992年我到深圳接手一份面向农民工的刊物，初始的刊名就叫“打工仔”，当时也交了不少漂泊的文学爱好者朋友。1992年，正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颠覆性剧变的一年，当时被称作“打工文学”的一批诗人作家也经历了逐步分化，由初始的渴望尊严呼唤正义，逐渐转向了个人奋斗式的向上爬。其间有些人彻底走向了底层，成为劳动的歌者;有些人经由作家协会的扶持彻底倒向了“老板文学”，背叛了自己。2010年，我去北京参加过一个“打工文学研讨会”，一位曾经的“打工作家”在会上大谈资本家是怎么帮助爱护自己的，居然立即引来北京的专家学者们热烈鼓掌，他们欢呼数年的诱导终于有了成果。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分野，意味着曾经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坛由此走向两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不要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整体经历了分化，曾经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一部分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鼓吹个人表现，另一部分则主张暴力革命，加入了无产阶级阵营。即使在左联内部，也同样有过分化，只不过由于有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革命需要他们融入工农兵，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暂时受到压抑而已。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使这部分人走上了文艺领导岗位，暂时的收敛也并不表示思想上认同劳动，当他们自己也掌握了权力以后立马摆出一副人上人的精英嘴脸，在感情上疏离了人民。所以才会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的现象，所以他们才会有“救亡压倒启蒙”、“两个五四运动”的牢骚，改革开放后更是直接呼喊出“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反人民道路。

　　同样的文化现象也在台湾出现过。在1970年代，一批青年文化人痛感台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坛文风萎靡，轻佻虚浮，远离本土生活，于是通过创作和理论探讨发起了“乡土文学”运动。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年的大争论，各类文坛宿将都卷人进来，最终以国民党当局出面镇压，提倡“健康写实”结束。所以表面上的艺术主张不同，其背后都是政治立场的表达，是审美判断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所谓的“纯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人从来就不存在。

　　再往近处看，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诗三百，《风》居首，《风》的文学价值高于《雅》《颂》，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从内容上看，《国风》中除少数篇章是关于爱情的欢唱，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类生存境况与底层苦难的歌哭。从艺术形式上看，难道《小雅》之委婉奇巧抑扬顿挫真的低于《国风》吗?答案明摆着，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修辞立其诚”，他们懂得吃不饱肚子与有钱买不到快乐不是同一个量级的痛苦，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好意思看不见。所以“文附于质，辞达而已”成为那时就已经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六朝骈文中也出了不少华美精彩的篇章，难道对仗和用典不是一种好形式吗?不是同样可以体现汉语之美妙吗?不是同样具有独创性想象力吗?可是“骈四俪六”却成了后代嘲讽挖苦的材料。再看诗歌理论的历史，自《诗经》以降2000多年来出现过的“诗序”版本不下几百种，明明是民间老百姓的男欢女爱描写，明明是对劳动妇女的赞美，为什么都被解释成“后妃夫人之德”?因为这样一来就符合贵族精英的统治秩序，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香火永续的主子，“诗”就成了“经”。因为这就是审美价值的解释权，是给后来者“立规矩”。

　　明白了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王学忠的价值就很清楚了。他是个敢恨敢爱的人，他已经走出了个人的狭小天地，走向了广袤。他的诗是有着大爱的诗，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唯独不爱那些装腔作势鬼话连篇的精英。于是他下岗后摆地摊谋生，把所有的情思凝聚在笔端，如同地火奔突于岩层之下，在体制之外获得了真正的诗人的自由。

　　祝福他。

　　曹征路：作家、评论家，深圳大学教授，文学一级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开端》《山鬼》，中篇小说集《那儿》《只要你还在走》，长篇小说《问苍茫》《反贪指南》，以及文学评论等300余万字。